小时候看过蔡志忠先生的漫画，他喜欢画背着葫芦的老头，大鼻子的男生，尖下巴的女生，个子都矮矮小小的。

        初中到高中都是同班同学的好友CAT 和她哥哥收集了好多本蔡志忠漫画：《庄子说》，《老子说》，《菜根谭》，《孔子说》……都喜欢蔡先生的漫画使我们共同语言更多（和她成为好朋友是从每天下午放学路上回忆小时候家里的小猫趣事开始的，后来谈漫画，改编《满江红》……）

        那时的蔡先生在初中生的我眼中，是个很有趣的人，居然把女生画成大眼睛，翘鼻子，尖下巴的样子，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女生形象呢，最喜欢看的还是那个背着和身体一般大的葫芦的老爷爷，他常常说些我不懂的话。

       十几年过去了，看到几米、朱德庸漫画的时候偶尔会闪念：“蔡志忠哪里去了？”

       5月21号晚上一个人住在学院的教师宿舍里，送走来谈心的学生，睡前打开电视，发现新闻会客厅请来的客人正是这位十几年来销声匿迹的蔡先生。第一次见到他的模样，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或者在我想象里他就是个很抽象的人。长发，大嘴唇，很柔和的台湾普通话，眉心有一道深深的线，个子看起来也不会高。25年来他穿的是一样的衣服：白衬衫，卡其裤，黄色帆布鞋。今年，不止一次跟先生说，要是人可以一辈子穿一样的衣服就好了，免去选择的烦恼。呵呵，没想到真有这样的人。

李小萌向我们介绍蔡先生时说：“理论物理学家蔡志忠”。他在过去的十年中闭关潜心研究数学、物理，十年之后出现在公众面前的不仅仅是漫画家蔡志忠了。十年之后，他带着200部新书出现了，现在已经出版的有《漫画天才巧克力》、《猫科宣言》、《无耳空空学习日记》等，商务印书馆还整理出版了漫画儒、释、道。蔡书生说下一步要出版一批漫画高等数学，漫画物理学，漫画狭义相对论。

       天才是什么样的？不就是蔡先生这样的吗？2岁开始思考“我是谁？”，4岁半就知道以后靠画画谋生，15岁去台北专职画漫画。37岁关掉公司，学习，思考，画画，写字。

       在节目里他说：“每个小孩都是天才，但是妈妈不知道！”

        第二天从网上搜到这期节目的文字版，看了又看，很喜欢。上课的时候拿给学生看。现在又在博客里写他。下面就把这次访谈的文字稿贴在这里给有缘的朋友吧。呵呵

蔡志忠做客新闻会客厅：漫画是我的表达方式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9-05-22

节目导视：他，15岁起便开始成为职业漫画家，他是极少数成功打入漫画大国日本韩国，并在这两个国家销售出三四百万册图书的华人漫画家，他的著作被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出版，迄今已印刷2000万册。他在漫画生涯处于顶峰时突然宣布闭关，淡出人们的视野，潜心研究物理和数学，十年后的今天，他带着7种新的漫画书重与读者见面。《新闻会客厅》今晚专访著名漫画家蔡志忠，敬请关注。 　　李小萌：前两天我的同事对我说我们要采访蔡志忠先生，我问他是画漫画的那一位蔡先生吗，同事说是啊，顿时在十几年前就看过的那些从漫画当中走出来的那些庄子、孟子的形象浮现在眼前，又一想，对呀，这些年蔡先生跑到哪儿去了，原来他闭关去了，一下就是十年，而最近他是带着十四万张画稿，两百本书重出江湖，今天我们就请到了蔡志忠先生，欢迎您。 　　蔡志忠：您好。 　　李小萌：今天我介绍您，我不想介绍漫画家蔡先生，我想说物理家蔡先生。 　　蔡志忠：谢谢，因为我闭关不是要画漫画，我是改行做理论物理学家。 　　李小萌：所以现在称呼您为物理学家一点不过分，怎么能证明呢？ 　　蔡志忠：我三个月后会出版我这十年的研究，一本是《时间之歌》，一本是《东方宇宙》，一本是屈原在2300多年前写的《天问》，但是我是物理的天问。 　　李小萌：您十年前关起门来去研究物理的学问，那个时候就是要去把物理搞清楚还是说以物理作为素材，最终还是要落在漫画上？ 　　蔡志忠：最终我会把所有物理数学画成漫画，比如说我会画漫画微积分、漫画几何、漫画代数，当然会画漫画狭义相对论、漫画牛顿力学，甚至量子力学。我始终是认为，文言文不是罪恶，文言文要教人家英文是罪恶，我会成功不是罪恶，不成功叫人家成功是罪恶，所以不懂物理不是罪恶，不懂物理要画物理是罪恶，我当然今天是一定绝对有能力来画物理画数学，因为我已经把这两个学问做得非常踏实。 　　李小萌：像以前您画儒道佛这种思想类的题材，把它落实在画作上，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顺向的思维了，像一个自然科学的东西，您把它画成漫画，要传达给读者的是什么呢？教给他们物理的、数学的知识吗？ 　　蔡志忠：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作为十年的研究报告，那是纯粹属于我，不是要作为教学用的。如果是漫画微积分、漫画代数、漫画几何，或是相对论，漫画相对论，那是让学生，他可以通过我出版的书，可以很快地了解到底怎么做，怎么学习会最快和最好。就像过去我画诸子百家，很多人一辈子也不会碰到，说去看《南华真经》，或看《道德经》，只知道说我们有伟大的祖先庄子、老子，但是不晓得他们在讲什么。透过我用浅显易懂的漫画语言，把它表现出来，就会让几亿人因此而接触到历代祖先所留下的智慧宝藏。 　　李小萌：也就是对您来讲不管是什么事情，只要您产生了兴趣，一定可以驾驭它、掌握它，是这样吗？ 　　蔡志忠：对，漫画是一种表达手段，漫画是一种语言，最重要的是内容，内容才是王道，所以通常我会花99%的时间研究内容，再花1%去把它画出来。漫画因为它是用轻松、讨巧的方式，所以可以在无形中让别人吸收进去，就像一颗药，我们在外面包了糖衣，能吃进去，所以一颗药无论多么好，重要是让他吃进去，漫画也有这个功能，就是让每一个小孩或是每一个人，通过漫画很容易把它吸收进来。 　　(短片) 　　蔡志忠是中国台湾最具影响力的漫画家之一。他15岁辍学后，就只身赴台北追寻漫画之梦，当年蔡志忠的漫画以其简约的笔法、天马行空的想象，描绘了一部部颇具影响的漫画书，在台湾、新加坡、日本等地广受欢迎。他的作品《庄子说》、《老子说》、《禅说》、《史记》、《西游记》、《聊斋系列》等开启了中国古籍经典漫画的先河，并以其对诸子百家，古典名著，唐诗宋词，佛经禅语的独到心得，用行云流水般的画笔，将经典典籍白话化与漫画化，加以现代诠释，让现代人在完全没有负担的情境下，吸收智慧，涉猎经典。作为台湾地区漫画界最早出道的人，他创作了100部以上的作品，迅速打破了日本漫画在中国一统天下的局面。他的漫画已在38个国家出版发行，全球每天至少有15部机器在印他的漫画，总印数更是高达2000万册。 　　李小萌：我们桌面上摆了很多蔡先生的新书，我们必须得说说这些书，这一共有十本，是蔡先生出关以后，先拿出来很小一部分，大概是二百分之十，就是二百本中的十本，十年当中这么高产。我们先说说眼前这些，这边两排我觉得和我以前看过您的书还是接近的，人物的形象包括内容，而这一排是全新的，首先它是彩色的，不光是封面，里面也是彩色的，这是很大的一个变化。而且里边画的，很像小孩子画的风格，是您怎么样，返璞归真了吗？ 　　蔡志忠：过去我画的是诸子百家的思想，我严格来说大概有17年没有真正出书，我是储存时间，我把这17年来所有东西画成草稿，我大概画了16万张，写了大概1400万字，严格上如果说可以变成一本书，大概有八百本，但值得出书，我才大概三百本，我选了两百本，在我有生之年能够把它画出来。我作为一个读书人，我在前人所种下来的树下得到很大的好处，所以我想我在我走以前种下几棵树，它如果对人有益，它自然会流传久远，如果对人无益，它自然就枯萎，这就是我心愿。 　　李小萌：像以前的书我觉得获得成功，可以说不客气地讲，还是站在了过去先哲的肩膀上，大家因为对中国的传统文学、传统文化思想有兴趣，会买漫画书来看，而这些我觉得好像是在写您自己的一些对世界的看法，它能不能有同样的吸引力？ 　　蔡志忠：所以一切待时间来考验，如果它对别人无益，它会自然凋谢、死亡。 　　李小萌：您也不太所谓？ 　　蔡志忠：我从37岁就无所求了，37岁以前，开过八年动画公司，银行大概有220万人民币，有三栋房子，我就觉得我这一生不需要再为赚钱维生这件事担忧，所以我就想让我来做有意思的事，所以我做这些其实不是为了使我更好，使我更有钱，只是要来替大家做一点事情，尤其是小孩子，或者是学生。 　　李小萌：不管怎么样讲，在公众心目中，漫画家还是您最突出的一个身份，刚才我们谈的这些，您觉得是不是离开漫画家身份有点远？ 　　蔡志忠：我自己并不把自己归属于漫画家，我自己如果要生的话，人家会说那你不是漫画家你是什么？我就说我就是蔡志忠。 　　李小萌：我感觉您除了不断地要学习之外，还有一个很强烈的欲望就是要把自己学的东西再传递给别的人。 　　蔡志忠：对，这个就是我的使命，因为学习能力特别好，又会画漫画，所以掌握了几个圈圈，第一个，会学习，第二个，会画画，第三个，我可以通过把它变为全世界各国版本，让很多小孩得到好处。 　　李小萌：像过去画诸子百家的时候，什么样的您会拿来画，什么样的您可能不会去碰？ 　　蔡志忠：有人会说，你一个漫画家怎么懂诸子百家，我就说我先画我懂的，完全懂的，就像《南华真经》，一共21万字，我把画成《庄子》的时候毕竟只是画了大概区区120页，它大概五千个故事，我大概画了五十个故事，所以我慧聪我很懂的，我很同意的，我很擅长把它讲出来的，当然我会选非常代表庄子思想的故事开始。慢慢地我在学习，所以我那段时间自己还学文言文，我学文言文不是只是从章回小说或者是诸子百家这些文言文，我还学《诗经》或是比《诗经》更前的《易经》开始，所以我是做了非常强大的，很厚实的调查才开始。就像我画诸子百家，我一定先研究春秋战国到底是怎么回事，百家齐放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像孔子刚出生的过程，然后才会知道他为什么会讲这样的道理，大概95%以上一定是正确的。 　　李小萌：那5%是什么？ 　　蔡志忠：可能有人不同意，不过到今天好像还没有任何专家学者跟我挑战。 　　李小萌：就像您画的这些是完全要忠实于原著的思想吗，加上您自己的理解在里面吗？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风险，就是会有年轻人把它就作为唯一了解这些典籍的一个渠道了。 　　蔡志忠：首先，我们要说明清楚，一个人看了一本漫画书，不可能变成老子学问的博士，我只是带领他越过门槛，让他知道，其实哲学不是那么艰涩，哲学内容是攸关我们自己的一生，只是说古圣先贤们透过他的语言来讲，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每个人到底应该怎么过活，而不要为了那些随波逐流，为那些物欲、权位所迷惑，其实这些都是将来不可能带走的，一个人之所以有价值，就是他活出了自己，他对多少人，在多少时间，有好的影响力，而不是说这辈子收集了多少文凭，收集了多少地位跟金钱。 　　李小萌：所以说不用把这个书当成是原来的典籍本身通过它当一个门槛，然后去看原著。 　　蔡志忠：当然，就算今天你请到老子，在半个钟头里面，他也不可能讲出全面的老子思想。读者开始产生，这样的东西，比如说诸子百家，他最喜欢老子好了，他还可以去看全本白话文版，如果他还有兴趣，他再去找出《道德经》，一共5007个字，他再面谈。 　　李小萌：这个忠实度是您对自己的要求吗？就是对原著的忠实？ 　　蔡志忠：对，我如果画别人的作品，包括先前的诸子百家，或未来的像牛顿力学、狭义相对论，我一定百分之百没有我自己，光是要把它完全呈现都要花很大力气，我怎么敢有自己的主意。就像《礼记》学记篇说，说一个君子如果知道教学，学习有没有成效，完全在于老师教学的方式是不是正确，所以他要求三个，就是道而不牵，道而不牵就是只是去讲它的根本道理，没有自己的意见，不牵引读者，就是把它拿到别的地方去。最后一个当然是开而不答，只是讲那个道理，而不示之以答案，我们今天好像还没有办到这样，就是自己讲了太多自己的意见，我在画这样，一定有我们自己的意见的。 　　李小萌：从您一进来，我就在打量您的穿着，因为我听说您25年来只穿同样的衣服，同样的衬衫、裤子，真的是这样吗？ 　　蔡志忠：我1985年到了日本，有一天发现了一双布鞋，是我很喜欢的，很便宜的，我那段时间因为刚刚结束公司，所以我就买了30件白衬衫，20件卡其裤，14双布鞋。 　　李小萌：是现在这个鞋吗？ 　　蔡志忠：这个鞋已经破得很可怕了，这边也破了，那边也破了，还有记者朋友问说，你那是故意剪开的吗，我以为30件白衣服、20件卡其裤、14双鞋子就可以让我穿一辈子了，只是没想到我活得比我的鞋子还要久，所以上海一个梁先生说，买了鞋子，六双给我，我说六双怎么够穿，要买16双才够。 　　李小萌：为什么您的生活方式是这样？ 　　蔡志忠：我今天的生活跟四岁半并没有两样，无论我多么有钱，或多么有名，我要过最简约朴实的生活， 　　李小萌：就没有世俗的乐趣会吸引您吗？ 　　蔡志忠：有，我把自己置身于最强烈的焦点，最强烈的焦点就是智慧，所以我自己都是在看书，然后思考，把思考出来的东西落实，画成漫画。 　　李小萌：一生这样渡过是不是太简单一点了？ 　　蔡志忠：无尚幸福，就像我在画唐诗三百首的时候，看到白居易到成都隐病一年，他应该是生病在那里疗养，那时候每天早上要做大概五六件漫画，因为我最多有十七个媒体，所以我想如果一个人能够一年只做一件事是多么大的幸福。所以我十年闭关是非常幸福，我回顾看我整个一生，其实都在做同样一件事，就是思考、画画，所以有人说如何，我就说再也没有更幸福的事了。 　　李小萌：如果是受老庄影响很深，好像不应该一天一天做着计划去工作，设定人生目标。 　　蔡志忠：我没有他们幸福。 　　李小萌：如果现在请您画一幅画，您是画现在的心情，还是要画一个什么给我们？ 　　蔡志忠：我画一个天才巧克力，就是每个小孩都是天才，只是妈妈不知道，四两拨千斤，以巧克力，这是人最应该做的事。 　　李小萌：如果每个小孩都想任何事情都想以巧克力的话，会不会就不去刻苦了，不去钻研了？ 　　蔡志忠：我没有刻苦。 　　李小萌：您这个生活我觉得就是很刻苦的一个人生。 　　蔡志忠：没有，那是你们看起来，我永远都乐在其中，无法自拔的状态，就像一个爱打电动玩具的在打电动玩具，一个爱唱歌的在唱歌，我只是爱画画。好了。 　　李小萌：珍贵的手稿，每当想到它就觉得我只要用巧劲，找到规律，就可以去实现自己人生的一个目标吧，但是我觉得这只是一方面，其实您还是告诉我，找到兴趣之后要坚持。 　　蔡志忠：对，我觉得第一个找到兴趣，做自己最拿手，最喜欢的事，人唯有做自己最拿手，最喜欢的事，才可能获得最大的成功。但是还要再加上思考，因为思考可以让你功效一百倍，所以思考也是以巧克力最重要的关键之一。 　　李小萌：谢谢蔡先生，谢谢您。

     

         最近开始认真了解一个新的学科——皮纹学。

        它对每个人了解自己和他人很有帮助，其准确度达到80%以上，不得不佩服造物主的伟大和研究者的智慧。

        从多元智能到九型人格，人类在通往第五文明时代的道路上已经走出去一段路了。这第五个文明时代叫做：智慧。

        认识自己需要智慧，与自己和谐相处更需要智慧。你看，连对待自己都如此需要智慧，与他人相处不是更加需要智慧吗。

        过去以为后天塑造比先天特质重要，现在却逐步拜倒在先天特质和遗传基因脚下。发现自己是斗不过与生俱来的种种。外公和母亲走路都是外八字，小时候他们告诫我不要学他们走路姿势，很难看。我记在心里，走路的时候比较注意。直到不久前，丈夫走在我后面突然说了句：“你怎么走路是外八字啊！”

        有研究者说，人年龄越大先天特质对他的影响越大。这种影响并不会因为有后天的培养而发生本质的改变。比如你天生就是对数学不敏感却一定要学习数学成为数学家，那只能用“事倍功半”来形容。这个例子在我身上也有，学习了多年的高等数学，曾有一个学期因此而用光一瓶墨水，考试的时候，数学永远不能成为我的长项。这样的例子在我同学身上也有，他用和我同样的时间精力去学英语，英语也从来没有成为他的优势科目。

        从一位朋友那里了解到，皮纹学是一门已经经过长期研究的科学，可以从一个人的皮肤纹路，例如十个手指头，察知他的人格特质和智能分布，精准度相当高。好奇之下接受了采样，分析的结果让我相当惊讶，因为它的确说中了我自己，而且在某些方面也许比我对自己的认识还要清楚。

        后来，周围的亲人朋友去做了皮纹测试，认为这是帮助自己认识自己的很好工具。一些企业人士说，这个工具不但可以用在对孩子的因材施教上面，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也很有帮助，当然对恋爱中的朋友，它可以帮助你在爱河里少呛水，早日修成正果。

        李白在高唱“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时候，内心寂寞。虽然世界上人人都是千里马，伯乐却不多见，白白糟蹋了许多千里马。皮纹学的价值如果能够有效的加以运用，将是无所不在的伯乐，可以发掘不计其数的千里马。

        20世纪享誉全球的教育家，玛丽亚·蒙台梭利独创的幼儿教育方法，现在被幼教工作者奉为圭臬，她说过：“我们今天的教育只注重方法，目标和对社会需求的满足，却对人本身未做任何考虑。”

        那么什么才应该是决定一生的教育呢？

        我在这里也给不出什么答案，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宏大，需要大智慧来回答。

（未完，待续）     

 中国网 | 时间： 2003-07-09  | 文章来源： 环球时报

     “米罗诺夫艺术歌曲大赛”期间，我接到一个特殊的采访任务，去采访参赛的聋哑学生。米哈伊尔是特殊艺术学院戏剧系二年级的老师，他把我介绍给自己的学生们，他们都是聋哑人。

    “他们很有艺术天赋，与正常人相比，他们更懂得感恩，虽然他们常常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种不公正有时在比赛中也不能避免”。米哈伊尔告诉我。比赛结果不尽人意，他们中只有两人进入了决赛，虽然他们的表现都很优秀。米哈伊尔的学生都会发声，凭借助听器能听到一些外界的声音。

    女学生奥利亚告诉我她经常去迪斯科舞厅，那里常有小伙子对她献殷勤，“但当我用手势告诉他们我是聋哑人后，他们立刻逃之夭夭。在正常人看来，我们的确是另类。”奥利亚苦笑着说，“在菜市场，我经常因为听不见售货员说的价格而招致白眼，连在小巷中散步也会因为听不见后面汽车的喇叭声而被司机破口大骂。”

    特殊艺术学院的宿舍楼是一栋简陋的楼房，每个宿舍里有一台破旧的电视机，“我们经常把音量开到最大，直到楼下的人跑上来抗议。可是如果不这样我们什么也听不见，播音员嘴唇动的幅度太小了。”他们基本靠阅读唇语来“听”人们说话。

    我问他们，是否有可能找到打工的机会，挣些零用钱。这个问题看来触动了他们心中的痛处，他们告诉我，工作非常难找，没有人愿意雇佣聋哑人。

    为了更好地了解聋哑人的感受，我决定把自己装成一个聋哑人度过一天，虽然我知道，装聋作哑与真正的聋哑根本不是一回事。

    7：00：因为不能“听见”手机的闹铃响，我只好把手机调到振动档，在手里抓了一夜。醒来时一身冷汗，想来是精神紧张所致。

    8：00：打开电视机，关掉音量。MTV频道里，一群人在张牙舞爪地唱歌。

    8：50：地铁车厢里拥挤不堪。下车的时候，我拍了拍前面一位姑娘的后背，用手指了指车门。姑娘耸了耸肩膀，她看起来很不喜欢被陌生人碰触。我装作不明白的样子，又重复了一遍先前的动作，“我下车，我下车”她几乎对我吼叫起来。

    9:00：出了地铁，来到大街上。手里拿着纸条用手势向路人问路，“往———左———走，然后过地下———通道”，一个交通警察一边大声嚷嚷，一边用力地挥舞手臂，他大概认为这样可以帮助我更好地明白他说的话。

    12：30：聋哑人协会办公室。在这里我了解到，聋哑人专刊去年9月就因资金问题停办了。我得知，聋哑人很喜欢看电影，恐怖片和暴力片比较受聋哑人欢迎，而文艺片和抒情片则少有人问津。这让我心情沉重，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聋哑人群体心理的不健全，同时也反映出他们所接受教育的欠缺。许多聋哑人没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心灵的空虚和不被社会接纳的苦闷致使许多聋哑人酗酒、偷盗。

    23：00：躺在床上，翻阅从聋哑人协会拿来的杂志。杂志上的文章大都是聋哑人写给聋哑人看的。难道只有聋哑人才关心聋哑人的命运吗？

    仅做一天聋哑人的经历就让我身心疲惫。回到编辑部以后，同事们异口同声地说我沉默了许多，而且总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事实上，我只是从我的聋哑人朋友那里学会了更好地倾听别人，有倾听才会有尊重，而尊重是构建一个公正、文明社会的基石。（摘自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

    《环球时报》2003年7月

【转自“和菜头”博客——槽边往事】

Photo by Robert Spencer

《哈利.波特》的作者罗琳于6月5日参加了哈佛大学2008年的毕业典礼，被授予荣誉学位，并作为特邀嘉宾做了标题为《The Fringe Benefits of Failure, and the Importance of Imagination》（失败的额外收益与想象力的重要性）的演讲。以下，是译言的翻译。

标题：《失败的额外收益与想象力的重要性》（原文）

作者：J.K.罗琳

翻译：象牙狗

来源：译言

浮士德主席，哈佛公司和监察委员会的各位成员，大学的员工，自豪的父母，以及所有的毕业生们：

首先我想说的是“谢谢你们”。这不仅因为哈佛给了我非比寻常的荣誉，而且为了这几个礼拜以来，由于想到这次毕业典礼演说而产生的恐惧与恶心让我减肥成功。这真是一个双赢的局面！现在我需要做的就是一次深呼吸，眯着眼看着红色的横幅，然后欺骗自己，让自己相信正在参加世界上受到最好教育群体的哈立波特大会。

做毕业典礼演说是一个重大的责任，我的思绪回到了自己的那次毕业典礼。那天的演讲者是一位英国的杰出哲学家 Baroness Marry Warnock. 对她演讲的回忆对我写这篇演讲稿帮助巨大，因为我发现她说的话我居然一个字都没有记住。这个发现让我释然，使我得以继续写完演讲稿，我不用再担心，那种想成为"gay wizard"（harry porter中的魔法大师）的眩晕的愉悦，可能会误导你们放弃在商业、法律、政治领域的大好前途。

你们看，如果你们在若干年后能记住“gay wizard”这个笑话，我就比Barkoness Mary Warnock有进步了。所以，设定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是个人进步的第一步。

实际上，我已经绞尽脑汁、费劲心思去想今天我应该讲什么好。我问自己：我希望在自己毕业那天已经知道的是什么，而又有哪些重要的教训是我从那天开始到现在的21年间学会的。

我想到了两个答案。在今天这个愉快的日子，我们聚在一起庆祝你们学习上的成功时，我决定和你们谈谈失败的收益。另外，当你们如今处于“现实生活”的入口处时，我想向你们颂扬想象力的重要性。

我选择的这两个答案似乎如同歌德式幻想一样不切实际，或者显得荒谬，但是请容忍我讲下去。

对于我这样一个已经42岁的人来说，回头看自己21岁毕业时的情景，并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我的前半生之前，我一直在自己内心的追求与最亲近的人对我的要求之间进行不自在的抗争。

我曾确信我自己唯一想做的事情是写小说。但是我的父母都来自贫穷的家庭，都没有上过大学，他们认为我的异常活跃的想象力只是滑稽的个人怪癖，并不能用来付抵押房产，或者确保得到退休金。

他们希望我再去读个专业学位，而我想去攻读英国文学。最后，达成了一个双方都不甚满意的妥协：我改学外语。可是等到父母一走开，我立刻报名学习古典文学。

我忘了自己是怎么把学古典文学的事情告诉父母的了，他们也可能是在我毕业那天才第一次发现。在这个星球上的所有科目中，我想他们很难再发现一门比希腊神学更没用的课程了。

我想顺带着说明，我并没有因为他们的观点而抱怨他们。现在已经不是抱怨父母引导自己走错方向的时候了，如今的你们已经足够大来决定自己前进的路程，责任要靠自己承担。而且，我也不能批评我的父母，他们是希望我能摆脱贫穷。他们以前遭受了贫穷，我也曾经贫穷过，对于他们认为贫穷并不高尚的观点我也坚决同意。贫穷会引起恐惧、压力，有时候甚至是沮丧。这意味着小心眼、卑微和很多艰难困苦。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贫穷确实是件很值得自豪的事情，但只有傻瓜才对贫穷本身夸夸其谈。

我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最害怕的不是贫穷，而是失败。

在你们这个年龄，尽管我明显缺少在大学学习的动力，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咖啡吧写故事，很少去听课，但是我知道通过考试的技巧，当然，这也是好多年来评价我，以及我同龄人是否成功的标准。

我想说，并不是我太迟钝，我觉得你们还不曾知道什么是艰难困苦，或者什么是心碎的感觉，因为你们还年轻，而且天资聪明，受到良好教育。但是天赋和智商还未能使任何人免于命运无常的折磨，我从来不认为这里的每个人已经享有平静的恩典和满足。

然而，你们能从哈佛毕业这个现实表明，你们对失败还不是很熟悉，对于失败的恐惧与对于成功的渴望可能对你们有相同的驱动力。确实，你们对于失败的概念可能与普通人的成功差不了太多。你们在学习这方面已经站得相当高了！

当然，最终我们所有人不得不为自己决定什么是失败的组成元素，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世界很愿意给你一堆的标准。基于任何一种传统标准，我可以说，仅仅在我毕业7年后，我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失败。我突然间结束了一段短暂的婚姻，失去了工作。作为一个单身妈妈，而且在这个现代化的英国，除了不是无家可归，你可以说我有多穷就有多穷。我父母对于我的担心，以及我对自己的担心都成了现实，从任何一个通常的标准来看，这是我知道的最大失败。

现在，我不会站在这里和你们说失败很好玩。我生命的那段时间非常的灰暗，那时我还不知道我的书会被新闻界认为是神话故事的革命，我也不知道这段灰暗的日子要持续多久。那时候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任何出现的光芒只是希望而不是现实。

那么我为什么还要谈论失败的收益呢？仅仅是因为失败意味着和非我的脱离，失败后我找到了自我，不再装成另外的形象，我开始把我所有的精力仅仅放在我关心的工作上。如果我在其他方面成功过，我可能就不会具备要求在自己领域内获得成功的决心。我变得自在，因为我已经经历过最大的恐惧。而且我还活着，我有一个值得我自豪的女儿，我有一个陈旧的打字机和很不错的写作灵感。我在失败堆积而成的硬石般的基础上开始重筑我的人生。

你们可能不会经历像我那么大的失败，但生活中面临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永远不失败是不可能，除非你活得过于谨慎，这样倒还不如根本就没有在世上生活过，因为你从一开始就失败了。

失败给了我内心的安宁，这种安宁是顺利通过测验考试获得不了的。失败让我认识自己，这些是没法从其他地方学到的。我发现自己有坚强的意志，而且，自我控制能力比自己猜想的还要强，我也发现自己拥有比红宝石更真的朋友。

从挫折中获得的知识越充满智慧、越有力，你在以后的生存中则越安全。除非遭受磨难，你们不会真正认识自己，也没法知道你们之间关系有多铁。这些知识才是真正的礼物，他们比我曾经获得的任何资格证书更为珍贵，因为这些是我经历过痛苦后才获得的。

如果给我一个时间机器，我会告诉21岁的自己，个人的幸福建立在自己能够认识到：生活不是拥有的物品与成就的清单。虽然你们会碰到很多和你们一样大或年长的人分不清楚生活与清单的区别，但你们的资格证书、简历，都不能等价于你们的生活。生活是困难的，也是复杂的，它完全超出任何人的控制，谦虚的认识到这些能使你们在生命的沉浮中得以顺利生存。

你们可能认为我选择想象力作为第二个演讲主题是因为它在重筑我人生的过程中起了作用，但这不是全部原因。虽然我会不遗余力地为床边故事的价值做辩护，但我已学会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评价想象力的价值。想象力不仅是一种能促使人类预想不存在事物的独特能力，从而成为所有发明和创新的源泉；从想象力或许是最具改革性和启示作用的能力这点讲，它更是一种能使我们同没有分享过他们经历的人产生共鸣的力量。

我最伟大的生活经历之一发生在写《哈利波特》前，当然我在后来书中写的很多东西与这个经历有关。这个启示来源于我最早期工作之一。我在伦敦的国际特赦组织总部的研究部门工作，虽然我在中饭的时间逃出来写小说，但我需要这份工作来支付我20多岁时的房租。(注：国际特赦组织是一个全球性的志愿组织，致力于为释放由于信仰而被监禁的人以及给他们的家庭发放救济等方面的工作。)

在那儿我的狭小的工作室内，我匆忙得读着从各地集权政权内传出来的潦草信件，这些信件是那些冒着进监狱风险而向外传播发生在他们身上惨剧的人偷运出来。我看到了无影无踪就消失的人的相片，这些相片是家里人或朋友送来的。我读着被酷刑折磨的受害者的证据和他们受伤的照片；我打开手写的，目击者对审讯和处决的摘要记录，以及对绑架和强奸的叙述。

我的许多同事以前是政治犯人，他们因为勇于不附和政府而独立思考，以致被赶出自己的家，或者被放逐。来拜访我们办公室的人包括那些传递消息的，或者尝试弄清楚那些被迫离开的人身后的真相。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非洲来的被酷刑折磨的受害者，他是一个和我那时候年龄相仿的年轻男子，但在他家乡经受过的拷打后，他已经有了精神病。当他向录像机讲述强加在他身上的暴行时，他无法控制地发抖。他比我高一英尺，但像一个小孩一样脆弱。后来我的工作是护送他去地下站，这个整个生活被野蛮摧毁的男子礼貌地握着我的手，祝福我一生幸福。

只要我活着，我就能记住我沿着一个空旷的走廊走，突然从后面关闭的一扇门传来我从没听到过的充满痛苦和恐怖的尖叫。门打开了，有个研究人员探出头，让我快点跑去弄点热饮料给坐在她旁边的那个年轻男子。原来，她刚告诉那个男子，为了报复他对他国家的政权做了公开的反对演讲，他的妈妈被抓住、处决了。

在我20多岁时工作的每一天，我提醒我自己我是多么的幸运啊，能生活在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的国家，在这里合法的陈述和公共审判是每一个人的权利。

每一天，我看到更多的证据，证明邪恶的人类为了获得、维持权利而加害与他们同样的人类。我开始为这些我看到的、听到的、读到的东西做恶梦，是文字恶梦。

然而，我也在国际特赦组织学到了比我以前知道的更多的人类善良的一面。

国际特赦组织动员了数千位没有因为信仰问题而被拷问或入狱的人，让他们来代表那些经历过这些的人行动起来。人类的同理心具有能引导集体行动的力量，这种力量能拯救生命，让囚徒获得自由。在这种活动中，那些拥有受到保护的个人福址和安全的普通人聚在了一起，来拯救他们不认识、也永远不会见面的人。我在这个过程中小小的参与是我生命中最卑微，也是最令人振奋的经历之一。

人类和在这个星球上的其他生物不同，人类能够在没有自我经历的情况下学习和理解。他们可以设身处地的思他人所思，想他人所想。

当然，这是一种力量，如同我虚构的魔法，这种力量是道德中立的。有人可能常运用这种能力去操作和控制，就像用于理解和同情一样。

而且，许多人根本不喜欢训练他们的想象力。他们宁愿在自己的经验范围内维持舒适的状态，也不愿麻烦地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如果他们不是现在的自己，那么应该是什么感觉呢？他们拒绝听到尖叫，拒绝关注囚牢，他们可以对任何与他们自身无关的苦难关上思维与心灵的大门，他们可以拒绝知道这些。

我可能会羡慕那些以这种方式生活的人，但我不认为他们的噩梦比我少。选择在狭小的空间生活会导致精神上的恐旷症（对于陌生人、事物的恐惧），而且会带来它自身形成的恐怖。我想那些任性固执的缺乏想象力的人会看到更多的怪物，他们常常更容易感到害怕。

甚至于，那些选择不去想他人所想的人可能激活真正的恶魔。因为，虽然我们没有亲手犯下那些昭然若揭的恶行，我们却以冷漠的方式和邪恶在串谋。

我在那个经典走廊(harry potter书内的一个地点？)的末端学到的，也是我18岁时在那冒险搜寻但不知道怎么定义的重要事情之一就是，如古希腊作家普卢塔克所写的：“我们对内在修养的追求将会改变外在现实。”

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说法，然而它在我们生命中每一天会被证明一千多次。这句话部分地说明了我们和外部世界不可分离的联系，我们只能通过生命存在来接触别人生命的事实。

但是你们，2008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们，到底有多么得愿意来感受他人的生命呢？你们对付困难工作的智慧与能力，你们赢得和接受的教育，给了你们独特的地位和责任。甚至你们的国籍也使你们与众不同。你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属于这个世界剩下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你们投票、生活、抗议的方式，你们给政府施加的压力，会产生超越国界的影响。那是你们的特权，更是你们的负担。

如果你们选择用你们的地位和影响力来为没法发出声音的人说话；如果你们选择不仅认同有权的强势群体，也认同无权的弱势群体；如果你们保留你们的能力，用来想象那些没有你们这些优势的人的现实生活，那么不仅是你们的家庭为你们的存在而感到自豪，为你们庆祝，而且那些因为你们的帮助而生活得更好的数以千万计的人，会一起来为你们祝贺。我们不需要魔法来改变世界，我们已经在我们的内心拥有了足够的力量：那就是把世界想象成更好的力量。

在我的演说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对大家还有最后一个希望，这是我在自己21岁时就明白的道理。毕业那天和我坐在一起的朋友后来成了我终生的朋友。他们是我孩子的教父母；他们是我碰到麻烦时能求助的人；他们是非常友善的，不会为了我在死亡复活节那天用他们名字而控告我的朋友。在我们毕业的时候，我们沉浸在巨大的情感冲击中；我们沉浸于这段永不能重现的共同时光内；当然，如果我们中的某个人将来成为国家首相，我们也沉浸于能拥有极其有价值的相片作为证据的兴奋中。

所以今天，我最希望你们能拥有同样的友情。到了明天，我希望即使你们不记得我说过的任何一个字，但能记住塞内加，我在逃离那个走廊，回想进步的阶梯，寻找古人智慧时碰到的另一个古罗马哲学家，说过的一句话：“生活如同小说，要紧的不是它有多长，而在于它有多好。”

我祝愿你们都有幸福的生活。

谢谢大家。

        物候是什么？简单说，与气候相关，是先人用来记录气候变化时，各种植物生长情况的一种方法。竺可桢先生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写过一本小册子叫《物候学》，我在小时候就在父亲的书架上看到过。前些天又在父亲的书架上看到了，薄薄的一册，翻开第一页是毛主席语录，这是那个年代书籍共同的第一页。小时候看邻居哥哥的语文课本，第一页是毛主席像，第二页是华主席像，印象很深刻。

        说到这里赶紧打住，再说就远了。

        接着说物候，植树节前在日记本上试着写了一小段关于物候的文字，今天把它搬到博客上来，请同学们指正。

        柳丝吐绿柔柔地垂下，道旁灌木丛叶子如花瓣般聚成一朵初开的绿玫瑰。那种绿是我先生最爱的色彩，青嫩水灵，既不似刚刚冒出头的草色，也不像盛夏时节张开手掌的梧桐叶色。刚刚好，既不娇嫩柔弱，也不魁梧健壮，这样的绿是能让人开到生长的色彩。前两周红梅花艳丽，这一周梨花白花花满树都是，油菜花在翠绿中一片片金黄。再过一周，也许满山的桃花就要站出来说她们才是春天的皇后。

       到现在，这些春天的皇后被留在了成都短暂的春天，油菜籽正发力成熟，过不了两周，红红的樱桃就要上市了。夏天的滋味已经开始弥散开来。

        我家阳台上不知名的花，已经开了两个春秋，不知疲倦似的，连去年12月初，她们都还在零星的开放。

（这就是她们）

        一季寒冷的冬天，意味着今年夏天我们可以饱食各种水果了，料想母亲花园里的桃树会硕果累累。去年当桃子正式成熟的时候，已经没有几个了，因为早早的就有一半被我吃掉，一小半被一群小小鸟啄食了，还有些被风刮走了。

      （未完待续）

冰点特稿第562期

文化是什么？

2005年10月19日

龙应台

 　 冬夜凌晨3时，台北

   曾经有一个特别难忘的场合，作为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的我被要求当场“简单扼要”地说出来，“文化是什么？”

　 1999年9月，第一次以官员身份踏进台北市议会，开始了长达四个月的质询期，每天坐在议会里四五个小时接受议员轮番问政。议员发言多半用一种怒吼咆哮的声音，透过麦克风扩大音量，耳朵嗡嗡作响。一天下来，我总是在半晕眩的状态下回到办公室，再批公文到半夜。交通局长原是台大教授，他说他的症状是胃绞痛，呕吐。

　 到了12月底，事情变得迫切了，因为预算必须完成“三读”通过，1月份开始的政务才能执行。咆哮了四个月的议会为了要表现“戮力为公”，很戏剧化地总是拖到12月的最后一两天再以“通宵不寐”的方式审查预算，从下午两点开始连审24小时或48小时。在这个过程中，52个议员可以分批轮流上阵，回去小睡一场或者吃个酒席再回来，每个局处的首长官员却得寸步不离地彻夜死守。

　 我坐在大厅一隅，看着窗外冬夜的雨湿湿地打在玻璃窗上，嘁嘁作响，觉得全身彻骨的寒意。

　 就在这样的一个阴冷寒湿、焦灼不安，而且荒谬透顶的凌晨3点钟，我突然发现“龙应台局长”被唤上了质询台，为台北市的文化预算辩护。一个议员，刚从外面进来，似乎喝了点酒，满脸红通通的，大声说，“局长，你说吧，什么叫做文化？”

　 对着空荡荡的议事大厅，冬夜的凌晨3点，台北市文化局长说：

　 文化？它是随便一个人迎面走来，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他走过一棵树，树枝低垂，他是随手把枝折断丢弃，还是弯身而过？一只满身是癣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怜悯地避开，还是一脚踢过去？电梯门打开，他是谦抑地让人，还是霸道地把别人挤开？一个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绿灯亮了，他会搀那盲者一把吗？他与别人如何擦身而过？他如何低头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带？他怎么从卖菜的小贩手里接过找来的零钱？

　 如果他在会议、教室、电视屏幕的公领域里大谈民主人权和劳工权益，在自己家的私领域里，他尊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吗？他对家里的保姆和工人以礼相待吗？

　 独处时，他，如何与自己相处？所有的教养、原则、规范，在没人看见的地方，他怎么样？

　 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在一个文化厚实深沉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

　 品位、道德、智能，是文化积累的总和。

　 那微醺的议员事后告诉我，他以为我会谈音乐厅和美术馆，以为我会拿出艰深的学术定义。

　 我当然没有，因为我实在觉得，文化不过是代代累积沉淀的习惯和信念，渗透在生活的实践中。

　 粉墙下一株蔷薇

　 凌晨3时的议会其实不容许我把话说得透彻；否则，我想我会慢条斯理地继续说：

　 胡兰成描写他所熟悉的乡下人。俭朴的农家妇女也许坐在门槛上织毛线、捡豆子，穿着家居的粗布裤，但是一见邻居来访，即使是极为熟悉的街坊邻居，她也必先进屋里去，将裙子换上，再出来和客人说话。穿裙或穿裤代表什么符号因时代而变，但是认为“礼”是重要的──也就是一种对自己和对他人的尊重，却代代相传。农妇身上显现的其实是一种文化的底蕴。什么叫底蕴呢，不过就是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因为祖辈父辈层层传递，因为家家户户耳濡目染，一个不识字的人也自然而然陶冶其中，价值观在潜移默化中于焉形成，就是文化。

　 小时候我住在台湾农村，当邻家孩子送来一篮自家树种出的枣子时，母亲会将枣子收下，然后一定在那竹篮里放回一点东西，几颗芒果、一把蔬菜。家里什么都没有时，她一定将篮子填满白米，让邻家孩子带回。问她为什么，她说，“不能让送礼的人空手走开。”

　 农村的人或许不知道仲尼曾经说过“尔爱其羊，吾爱其礼”，但是他可以举手投足之间，无处不是“礼”。

　 希腊的山从大海拔起，气候干燥，土地贫瘠，简陋的农舍错落在荆棘山路中，老农牵着大耳驴子自橄榄树下走过。他的简单的家，粉墙漆得雪白，墙角一株蔷薇老根盘旋，开出一簇簇绯红的花朵，映在白墙上。老农不见得知道亚里斯多德如何谈论诗学和美学，但是他在刷白了的粉墙边种下一株红蔷薇，显然认为“美”是重要的，一种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对待环境的做法。他很可能不曾踏入过任何美术馆，但他起居进退之间，无处不是“美”。

　 在台湾南部乡下，我曾经在一个庙前的荷花池畔坐下。为了不把裙子弄脏，便将报纸垫在下面。一个戴着斗笠的老人家马上递过来自己肩上的毛巾，说，“小姐，那个纸有字，不要坐啦，我的毛巾给你坐。”字，代表知识的价值，斗笠老伯坚持自己对知识的敬重。

　 对于心中某种“价值”和“秩序”的坚持，在乱世中尤其黑白分明起来。今天我们看见的巴黎雍容美丽一如以往，是因为，占领巴黎的德国指挥官在接到希特勒“撤退前彻底毁掉巴黎”的命令时，决定抗命不从，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保住一个古城。梁漱溟在日本战机的炮弹在身边轰然炸开时，静坐院落中，继续读书，思索东西文化和教育的问题。两者后果或许不同，抵抗的姿态一致，对“价值”和“秩序”有所坚持。抵抗的力量所源，就是文化。

　 日子怎么过，就是文化

　 15岁那年，我们从台湾中部苗栗的农村搬到高雄海边的渔村。第一次进入渔村，惊诧极了：怎么跟农村那么不一样？

　 如果说农村是宁静的一抹黛绿，那么渔村就是热闹的金粉。原来这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神，每一位神都有生日，每一个生日都要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地庆祝。渔村的街道突然变成翻滚流动的彩带，神舆在人声鼎沸中光荣出巡。要辨识渔村的季节吗？不必看潮水的涨落或树叶的枯荣，只要数着诸神的生日，时岁流年便历历在前。庙前广场有连夜的戏曲，海滩水上有焚烧的王船，生活里有严格遵守的禁忌，人们的心里有信仰和寄托。在农人眼中，渔人简直“迷信”极了。而15岁的我，就这样开始了“人类文化学”的启蒙课：农村文化和渔村文化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背面，有原因。渔人生活在动荡的大海上，生命的风险很高，未知数很多。尤其在长达38年的“戒严”时代里，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台湾政府甚至不准许渔民拥有基本的现代海上通讯设备，怕渔民“通匪”；于是风暴一来，救援的能力很低。夜里摸黑上船“讨海”的年轻父亲，并不知道自己清晨是否一定会回来看见家里还在温暖被子里的幼儿。所谓“迷信”，不过是在无可奈何中面对茫茫世界的一种自救方式，为无法理解的宇宙寻找一个能安慰自己的一套密码检索。

　 所以文化，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在特定的地理、历史、经济、政治条件中形成。农民不吃牛肉，因为对他而言，牛不是家畜禽兽而是一个事业合伙人。渔民在餐桌上不准孩子翻鱼，因为人在吃鱼神在看，他不能冒任何即使只是想像的危险。

　 这个意义上的文化，我们很难说文化有高或低，厚或薄，好或坏，它是什么就是什么。

　 但是文化还有另一个层次的意义。

　 文化决定社会发展

　 同样是祭鬼酬神，为什么有的留在“迷信”的层次，有的却从酬神的野台戏中提炼出伟大的戏剧，从土砌的庙宇教堂中发展出精致的建筑美学，从祭祀的仪式里观悟出舞蹈和音乐的艺术，而祈祷经文的念诵转化出隽永的文学、深刻的哲学？

　 人，对于自身“存在”处境自觉的程度，以及他出于这种自觉而进行反思，而试图表达，在自觉和表达之间所激发的创造力和想像力的强弱，就造成文化和文化之间的不同。人的自觉程度越高，反思的能力越强，表达的冲动越大，创造力和想像力的空间就越大。在这一个灵魂探索的过程里，思想的内涵和美学的品位逐渐萌芽、摸索、发展而成型。

　 从这一个层次上来谈，文化是一种特别的品质，它可能高度发展也可能严重萎缩。有些社会结构适合文化的发展而有些结构会造成文化的停滞。连年战争屠杀或是长期的独裁暴政对文化所可能带来的伤害，历史里有太多明显的例证。龚自珍所看见的19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就是一个因为集权控制思想到极致，整体国民创造力被侏儒化到了连盗贼都没有创意的地步。而即使在太平的日子里，不同社会结构里人们在文化艺术里渗透的程度也不同。在这样一个语境里，我们可能做价值的评比，认为某些文化丰富多元，某些则呆滞而单调，某些文化充满活泼的创造力正走向高峰，某些文化停留在一个静态水平或者正从繁华丰盛走向一潭死水。我们也可能说，某一个历史朝代是文化盛世而另一个朝代是文化的荒原。

　 是因为文化可能蓬勃发展也可能呆滞停顿，人的自觉的水平和努力的程度，对于文化的发展确实会造成不同，所以我们才会去强调文化多么重要，但是，文化“呆滞停顿”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一定要“蓬勃发展”的文化呢？文化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不同？也就是说，文化究竟是真的重要，或者它其实只是政治人物的美容术语，文化人的一厢情愿？如果我们可以相当清楚地说出科学、经济、医学、科技为什么重要，我们是否也能用同样干净利落、逻辑清朗的语言说出，文化为什么重要？

　 20世纪初，韦伯曾经用基督教文化里的价值观来解释为什么许多基督教国家发展出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以韦伯的理论为基础，哈瑞森、福山、亨廷顿、普特南、英格哈特等等研究现代化的学者都不断提出论证，认为文化在形塑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行为上，是一个关键元素。

　 英格哈特所主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说明了文化对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的影响：文化价值观上愈重视个人自主和多元开放的地区，经济力愈强大；愈强调集体意识、国家或宗族权力的地区，愈是穷困。文化价值观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也就是说，是的，文化很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一个社会如何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与自由市场能否接轨、全球化的竞争能否适应、政府管治的清廉与否、公民意识的建立有无等等。有些文化很轻易就过关，有些却长期陷在传统历史的制约泥沼中，无能自拔。

　 为“四郎”哭泣吧

　 任何图表和统计都可能有欺骗性，任何学说都可能被推翻，这些学者以现代性作为衡量文化价值的标准，是否偏颇，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但是韦伯和被韦伯所影响的学者们显然都希望为文化的重要找出一个科学的甚至可以量化的方法，来解释文化的重要。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可能找得出一百个方式来回答“文化为什么重要”这个问题，但是我愿意从一场戏说起。

　 有一天台北演出“四郎探母”，我特别带了85岁的父亲去听。从小听他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浅水龙，困在了沙滩……”老人想必喜欢。

　 遥远的10世纪，宋朝汉人和辽国胡人在荒凉的战场上连年交战。杨四郎家人一一壮烈阵亡，自己被敌人俘虏，娶了聪慧善良的铁镜公主，在异域苟活15年，日夜思念母亲。悲剧的高潮就在四郎深夜潜回宋国探望老母的片刻。卡在“汉贼不两立”的政治斗争之间，在爱情和亲情无法两全之间，在个人处境和国家利益严重冲突之间，四郎跪在地上对母亲痛哭失声：“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

　 我突然觉得身边的父亲有点异样，侧头看他，发现他已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父亲16岁那年，在湖南衡山乡下，挑了两个空竹篓到市场去，准备帮母亲买菜。路上碰见国民党政府招兵，这16岁的少年放下竹篓就跟着去了。此后在战争的炮火声中辗转流离，在两岸的斗争对峙中仓皇度日，七十年岁月如江水漂月，一生不曾再见到那来不及道别的母亲。

　 他的眼泪一直流。我紧握着他的手。

　 然后我发现，流泪的不只他。斜出去前一两排一位白发老人也在拭泪，隔座陪伴的中年儿子递过纸巾后，将一只手环抱着老人瘦弱的肩膀。

　 谢幕以后，人们纷纷站起来，我才发现，啊，四周多是中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人家，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他们不说话，因为眼里还有泪光。

　 中年的儿女们彼此不识，但是在眼光接触的时候，沉默中仿佛已经交换了一组密码。是曲终人散的时候，人们正要散走四方，但是在那个当下，在那一个空间，这些互不相识的人是一个温情脉脉、关系紧密的群体。

　 在那以后，我陪父亲去听过好几次的“四郎探母”，每一次都像是一场灵魂的洗涤，感情的疗伤，社区的礼拜。

　 从“四郎探母”，我如醍醐灌顶似的发觉，是的，我懂了为什么“伊底帕斯”能在星空下演两千年仍让人震撼，为什么“李尔王”在四百年后仍让人感动。

　 文化，或者说，艺术，做了什么呢？

　 它使孤独的个人为自己说不出的痛苦找到了名字和定义。少小离家老大不回的老兵们从四郎的命运里认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处境，认出了处境中的残酷和荒谬，而且，四郎的语言———“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为他拔出了深深扎进肉里无法拔出的自责和痛苦。文化洗了他的灵魂，疗了他的伤口。

　 它使孤立的个人，打开深锁自己的门，走出去，找到同类。他发现，他的经验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的集体的经验，他的痛苦和喜悦，是一个可以与人分享的痛苦和喜悦。孤立的个人因而产生归属感。

　 它使零散、疏离的各个小撮团体找到连结而转型成精神相通、忧戚与共的社群。“四郎”把本来封锁孤立的经验变成共同的经验，塑成公共的记忆，从而增进了相互的理解，凝聚了社会的文化认同。白发苍苍的老兵，若有所感的中年儿女，原本不属于这段历史的外人，在经验过“四郎”之后，已经变成一个拥有共同情感而彼此体谅的社会。

　 我明白了“同胞”的意思

　 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又强韧的细丝，将珠子串起来成为社会。而公民社会，因为不倚赖皇权或神权来坚固它的底座，因此文化便是公民社会最重要的粘合剂。

　 政治人物可以喊一万次口号，要汉人尊重弱势的少数民族，但是一万个口号比不上一支歌。我记得一场露天的原住民诗歌晚会，我们邀请了一位长老，从东部山区部落特别北上来唱原住民的古曲。他开唱时，突然雷电交加，大雨倾盆而落，雨水打在长老皱纹很深的脸上，他全身湿透、仰脸向天，闭着眼睛继续歌唱，没有乐器伴奏的原音，苍老而悠远，交织在哗哗雨声中。满满的人群在雨中站立，雨水从头发流下来，流进人们的眼睛，但是没有一个人离去。

　 我看见年轻的原住民毫不遮掩地流着眼泪，眼泪和雨水混在一起──可能是一个孤独的城市打工浪子被歌声激起了自己对家乡部落的无限深情。大部分仍是汉人，淋着大雨听歌，深深被歌声震动。

　 雨夜中的一首歌，我相信，让汉人认识了原住民，让原住民认识了他自己。

　 我也记得公元2000年9月在台北市森林公园一场晚上的音乐会。几天前，9月21日，两千多人死于地震。音乐会上只有素白的野姜花，散发着甜美的近乎哀伤的香气。夜色一沉，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入，在草坡上默默坐下。没有政治人物的致词，没有明星主持人的串场，从头到尾只有音乐和诗歌。两旁的屏幕上写着：“同胞，你的名字我们记得”。死难者的名字，一个一个出现。白底黑字，无言地出现。

　 好安静的夜晚。烛光里，人们的眼泪没有声音地一直流，为自己其实不认识的人。

　 音乐会过后，我收到很多市民的来信，其中一封，没有署名，只有几行朴素的字：

　 我从来不知道“同胞”是什么意思

　 一直到森林公园那个晚上。

　 我明白了。

　 强权做不到的

　 是文化的力量，将无意义的碎片组成有意义的拼图。

　 艺术，或文学，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一方面突出个人和群体之不同──任何艺术表达都是个人创造力的舒张和个人能量的释放，另一方面它却又把孤立的个人结合成群体。

　 你说，创造力舒张，个人能量解放，而社会却为什么不走向分崩离析？为什么反而走向“有意义的拼图”？也就是说，一个多元分歧的社会，依赖什么来凝聚？

　 除了文化的力量，还有什么呢？

　 在一个大厅里为“四郎探母”流泪的人群，在一个广场上为泰雅族长老的古曲顶着大雨不去的人群，在一个公园里听乐团演奏悲怆“江河水”纪念死难同胞的人群，或者是，在一个图书馆里聆听一场诗歌朗诵的人群，在政府大楼前面用行动剧来抗议示威的人群，在校园里为一个热门乐团尖叫晕眩的人群，其实是在进行一个重要的仪式：他们正在一个“社会共识体验营”里认识彼此，加深感情，建立共同的价值观。表面上是音乐的流动、影像的演出，语言的传递，更深层的，其实是“生命共同体”意识的萌芽，文化认同的逐渐成形，公民社会的塑造。

　 如果个人创造力和想像力被容许奔放，那么这个社会的总体创造力也会是生机蓬勃、创意充沛的。如果这个社会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是透过公民的深度参与和彼此碰撞激荡而逐渐形成的，那么这个社会的共识──也就是身份认同———也会是凝聚而坚定，向心力强大的，不易解体。反过来说，如果个人创造力和想像力是受到约束的──书可能被封，歌可能被禁，作家可能被放逐，学者可能被监禁，异议者可能被打断脊椎，那么这个社会的总体创造力必定是败絮其中的。在其中，社会共识不会来自人民的想像力和自发意志，而来自从上而下的政治权力的恐吓和操纵，“生命共同体”的情感不易产生，共同承担未来的公民意识也难以发展。

　 使互不相干的陌生人成为“同胞”，使“同胞”彼此扶持，相互承担，政治强权是做不到的。文化，才是公民社会的基础。

　 文化就是唱歌跳舞？

　 如果文化是公民社会的基础，那么文化政策在政府的运作中又占了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你问一个总统候选人他的经济政策是什么，他一定倒背如流。如果追问他的外交政策、国防政策、交通政策、治安政策甚至卫生政策、医疗政策、儿童福利政策，他也可能从容应答，因为他的幕僚让他事前做过功课。可是如果请他谈他的文化政策呢？

　 他多半会支支吾吾答非所问，很可能不知所云。

　 文化在政治中被边缘化，让我想到在台北市府为文化争取预算的经验。每年5月间，市府内部要开始编列下一年度的预算，所有的局处首长坐立不安：经济不景气，市府税收减少，预算要裁减。那么，该裁减谁的呢？凹凸不平的人行道是否可以不修？老人年金是否可以少发？警察的防弹衣装备是否可以不买？消防车是否坏了不补？医院是否可以减少护士？劳工失业救济是否停发？防洪堤防是否破了不修？

　 财政局长、主计处长像判官一样尽量保持面无表情，怕伤了同仁感情；各局处首长则个个面色凝重，如临大敌，用尽力气去争取、保护自己那一块的预算。有一年，当社会福利预算被缩减时，社会局长当场痛哭失声。

　 我所面对的，是一个很多人心里想着但隐忍不发的想法：

　 “龙局长，经济不景气，唱歌跳舞少一点，应该没关系吧？”

　 在绝大多数的城市里，经济紧缩时，第一个被刀砍的预算就是文化———因为，在一般人的认知里，文化不过是余兴消遣，不过是有钱有闲之余的奢侈品。候选人不把它放在眼里，媒体不去追究，选民也轻松以对。

　 坐在紧张凝重的府内预算会议里，我看着手上的预算草书：

　 台北市的文化局预算是工务局的十六分之一，教育局的四十八分之一，市府总预算的百分之零点八。

　 你要怎么说，才能说服人们，文化不是可有可无的余兴和奢侈品。要怎么说，才能说服人们，嘿，文化是民生必须，是国家大计。要怎么说，才能说服你的同僚：我们的生活内容，尤其是我们的生活品质，其实完全被文化政策所左右？

　 政策决定生活品质

　 我们一面吃早餐，一面读报纸。报纸的数量、新闻的品质、言论的公正与否、监督的力量强弱、讯息传播业的发达与否，与文化政策有关。在很多国家里，传媒是文化部业务的重要一环。

　 开车上班的路上，我们扭开收音机，听一支正流行的歌曲。流行音乐，是文化产业。音乐多是抄袭或是原创，品质精致或是粗劣，智能财产权是否被尊重，创作者是否有经济保障和社会地位，音乐产品是出超还是入超，都和文化政策有关。

　 走过一栋破败不堪、杂草丛生的历史建筑；这栋历史建筑会被推倒铲平，变成地产商的货品，有钱人的私家洋房，或是重新修复，风华再放，成为社会大众的共同记忆公共财产，是文化政策在决定。

　 一个历史古城，应该让每一条深巷横渠都被温柔地保留下来，每一栋老房子老庙都被细心地修复，还是应该被当作不合时宜的腐朽，进步的障碍，连根刨起？我们生活的城市，需不需要温柔和细心？而“腐朽”和“进步”又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追求的愿景是什么？这愿景的蓝图由谁来画？谁有资格来画？一张新地图，过了一个月就不能再使用，因为一半的街道改了方向、另外一半不见了──这是不是一个城市的幸福所系？

　 这，是文化政策的内涵。

　 百年老树挡在一条都市计划道路中间，是将老树连根拔起抛弃，还是让道路为老树转弯？街头艺人是增加了城市的魅力还是带来公共秩序的混乱？在城市最严肃、最神圣、最大的广场上，可不可以让小丑撒野、幼儿奔跑？可不可以让行为艺术家以裸体讽刺，让社会运动家以行动抗议？要回答这些挑战的，是文化政策。

　 在办公室里，打开计算机，我们所使用的软件，不管是处理业务的或是增长知识或是娱乐游戏的，全都是文化产业。一个社会是专注于知识产品的剽窃、模仿、盗卖，还是有能力做长期的研发、大胆的创造，取决于它文化政策的优劣。它的知识产品能占国际市场的百分之几，是它的文化产业结构在决定。

　 我们怎么穿衣服，反映的是设计产业。在美容院洗头发时读一本花花绿绿的杂志，是外国的还是本国的，泄露了出版产业的状况。周末的晚上，一家老小去看一场电影；电影院是否已经全部被好莱坞影片占满而本国片被消灭？而即使有本国片，它的艺术成就如何，创作人才有无，导演及演员发展空间如何，市场是在拓展或萎缩中，都受文化政策的影响。

　 我们到图书馆去借一本免费的小说，但是作家的权益是否受到照顾？他的书会不会有盗版？图书馆里头的书，每借出一次，给不给他版税？优秀的作家能不能存活？买书阅读的风气盛不盛？这，与文化政策有关。

　 青少年到网吧里消磨大量时间，成人们摇头。但是一个社会究竟给了这些青少年什么选择？有没有多元而活泼的青少年文学让他们驰骋想像？有没有完整的艺术教育让他们陶冶品格？有没有全民体育的制度和运动环境让他们在健康自然的环境里发泄精力？有没有全面的奖励措施诱引青年进入剧院、音乐厅、美术馆，刺激他们自己创作？也就是说，有没有全套的硬件软件措施，培养下一代用美感、品位和见解，来形成一种新的生活态度？这，也是文化政策。

　 所以文化是基础国民教育，它奠定国民的品位教养。文化是生活，它决定我们眼睛所见、耳朵所听、手所触摸、心所思虑的整体环境的美丑。文化是经济，它的产业所值──媒体、设计、建筑、音乐、电影、电子、广告、文学、体育、观光旅游……早就是先进国家的经济项目大宗。文化是外交、当政治协商触礁、军事行动不可的时候，文化是消弭敌意惟一的方法。尤其对于弱势国家，文化可以是以柔克刚的军队、温柔渗透的武器。文化更是一个国家的心灵和大脑，它的思想有多么深厚、它的想像力有多么活泼、创意有多么灿烂奔放、它自我挑战、自我超越的企图心有多么旺盛，彻底决定一个国家的真实国力和它的未来。

　 对的，我确实在说，如果你以为文化不过是唱歌跳舞、建几个音乐厅硬件，如果你以为文化只发生在音乐厅和博物馆里，如果你以为文化只是艺术家文学家少数精英的事情，对不起，你错得可真离谱。文化，在大街小巷里，在市场广场上，在孩子们的教室里，在报社的编辑台上，在警察的秘密档案夹里，在城市的任何公共空间里，在我们整个呼吸、工作、睡觉、游玩、思考的生活环境中，我们的生活内容和生活品质被文化政策所决定。对于这么重要的一件国家大计，政治人物却视若无睹，毋宁是件怪异的事。

　 所以问题在哪里呢？还是在于人民自己吧。当整个社会都将文化轻忽地理解为茶余饭后的唱歌跳舞，矮化为少数精英的个别需求时，政治人物也就理所当然地蔑视文化。文化，当人民自己松懈的时候，它就变成强人的合唱指挥棒，政客的仕途垫脚石。

文化是什么？（下篇）

2005年10月26日

龙应台

　 文化需要“政策”？

　 很多文化人听到“文化政策”这个词，会像猫一样弓起背、竖起毛，眼睛发出怀疑的、警戒的蓝光：文化，最需要的不就是自由，绝对的自由吗？“政策”不正是自由的头号杀手吗？

　 因此，我们必须先界定一下，在现代的国家或城市里，究竟文化政策是什么。

　 政府，好比一个巨大的机器，数不清、看不明白的齿轮在各个角落里轰轰运转，各司其职，交通的管交通，工程的管工程，教育的管教育。可是文化渗透在生活的所有层面，有如白糖融之于水，同时文化决定一个社会的整体发展方向，有如铁轨之于火车，文化要激活势必要动到机器中所有的齿轮。所以文化政策不过是一套政府机制，以文化发展为目标，将各个“齿轮”所司的大小政策进行整合。透过这一套机制，一个城市或国家的文化愿景清楚浮现，而实现这个愿景的长程规划，推动策略，执行方法，得以有系统地分析整理出来。重点在于“整合”，因为，这些规划、策略和执行方法可能一向都在，但是零星散置在政府机器的大大小小齿轮中，或隐藏遗忘，或毫无横向联系地各行其是，甚至于，可能彼此抵消而没人知道。

　 就工具的层面来说，政府组织结构本身的健全与否就决定了一个城市的发展。工具不对时，犹如横木入灶，炉火是冷的。譬如说，旅游观光是文化产业里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以台北为例，这个城市的观光是谁在推动？难以置信的，曾是交通局下属的一个观光科。交通局的专业人才对运输系统和工程管理或许精通，但是对观光事业，以及观光事业所必备的人文历史的内涵、环境气质的营造、国际行销的技巧，可能完全外行。当观光这一项文化事业被放在“交通”这个齿轮中运转时，观光的人文面和国际性可能消失而简化为交通运输的技术操作。（台北市政府后来认识到这个缺陷，2002年成立了观光委员会来统筹业务。）

　 再譬如说，刚到香港时，我发现这个城市对于古迹和历史街区的保护意识很弱。地产商业利益像一架巨大推土机，历史老屋、老街区等着给高楼大厦垫脚。怎么会这样？检查一下香港政府的组织架构，很容易就看出端倪：负责古迹保存的部门，是一个层级极低的机构，它矮缩在民政局下面的康乐文化署的再下面。这么低的层级，当然不可能挡得住开发利益的推土机。古迹保护这一个齿轮，只是香港政府大机器里最不重要的一个小零件，古迹保护的成效如何，用膝盖也想得出来。

　 就工具的运用而言，齿轮与齿轮之间是丝丝相扣，紧密配合，中间的润滑作用良好？还是一关死卡一关，彼此互废武功？

　 请一只老鼠吃饭，找谁？

　 政府这个机器的特色是官僚本位主义。什么叫做官僚本位主义？对外，它的思考逻辑是从管理者的角度出发，以管理者的方便为目标。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在很多欧美的城市里，我们到处都看见街头艺人在大街、广场、公园里拉小提琴、唱歌、演木偶戏、画画，脚下放着一顶破帽子或罐头盒，行人高兴了就把钱往里头丢，城市洋溢着活泼生动的文化艺术气息。另外一些城市里却完全看不见这样的景象，譬如台北，为什么呢？

　 因为大街、广场、公园，所有的公共空间都有“管理条例”，而所有的管理条例都禁止这样的演出行为。为什么禁止？因为对于管理者而言，“方便管理”是惟一的逻辑，在这个单一逻辑下，街头艺人对市场管理处而言，就是违法摊贩；对交通警察而言，就是交通阻碍者；对公园处而言，就是破坏公园环境者；对税捐处而言，用罐头收钱而不缴税，就是逃税者。

　 官员害怕弹性，因为弹性会带来额外工作。官员逃避创意，因为创意会带来额外风险。去掉弹性和创意，躲开额外的工作和风险，只要管理方便，那还有什么比“禁止”更简单的管理方法呢？至于“禁止”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对人民使用公共空间权利的剥夺，对城市气氛的压抑，艺术家的损失等等，不是任何一个部门需要考虑的。这，就是官僚本位主义的ABC。

　 官僚本位主义在政府机器的内部，以另一种方式呈现：部门与部门之间，壁垒分明，互不相通。一只湿答答的老鼠谁管？答案是，如果它跑到了大马路上，是交通局的事；若是在人行道上，是养工处的事；窜到学校里去了，教育局管；钻到垃圾堆里了，环保局管；溜到市场去了，市场处的事。老鼠带菌？卫生局的事……真要问，你要请一只老鼠来家里吃饭，找谁联系？没人管。

　 所以，你就明白了为什么一个城市没有街头艺人。养工处管人行道，交通局管大马路，公园处管公园，教育局管校园，市场处管市场，这些公共空间的管理者，彼此之间并不沟通。如果你要“解放”这一个城市的公共空间，让艺人、画家、诗人可以在天空下表演，放一个小罐头盒收钱，让过路的人小小驻足，为实现这么卑微的一点愿望，你知道你得做什么吗？

　 你必须把几十种“禁止”的管理条例拿来，一条一条去“破解”，就是说，促使这一二十个部门进行修法，把每一个管理条例中卡住表演以及收费行为的每一个环节拿掉，而每一个条例的更动，都非同小可：从咨询协商、提出草案，到草案通过，公布实施，中间有无休无止的辩论和协商过程。让几十个条例更动就得跟几十个部门去磨。官僚本位主义是所有政府的通性，在不同国家里只有程度的差异而没有本质的不同：每一个部门，只以自己的范围为终极思考范围，部门与部门之间协调、对话、合作，在政府的机器里，近乎是“不可能的任务”。（经过三年的磨合，台北市在2003年通过新的条例，鼓励街头艺人的出现。）

　 而如果政府的机器里根本就没有“文化”这个齿轮，或者有了以“文化”为名的齿轮，却又只是个不转动的装饰零件，那么对抗或化解这个官僚本位主义就连起点都没有。要解放空间吗？要让艺术进入城市文化吗？要修改管理条例吗？由谁发起？由谁推动？

　 仅仅是想要让城市的空间容许艺术出现，就要费尽力气，经年功夫，想像一下更为重大的目标吧：怎么样让艺术渗透进入各级学校教育系统？怎么样让美感在公共工程的设计里占一个地位？怎么样让贫民和弱势族群也得到文化的权利？怎么样保护创作者的著作权、维护艺术工作者的工作权和退休保障？怎么样使文化变成外交项目？怎么样修改税制，使文化产业得以与一般商品有不同待遇？甚至于，怎么样使警察不践踏文化，使司法尊重文化，使狱吏理解文化？

　 每一项，都牵涉到部门与部门之间的磨合，每一项，都需要一个巨大的整合力量去进行不同目标的折冲。政府的庞大机器里，如果没有一个“文化”的齿轮，而且是一个独立、强悍的非装饰作用的“文化”齿轮，文化就注定不可能影响到生活里各个层面。

　 实验室逃走的怪兽

　 没有文化思维的政府机器可能变成什么形状？

　 交通思维垄断，那个齿轮可能致力于整个城市的无限拓宽，拆掉所有狭窄的胡同和老街，拔掉所有挡路的参天大树，把整个城市变成通衢大道。因为，从交通的逻辑出发，它存在的目的就是单纯的交通运输畅通。其他价值，譬如城市的人文肌理，历史的共同记忆，社区的文化认同，邻里的小巷情趣等等，对不起，他不懂。21世纪全世界最怵目惊心的例子，当属北京。北京的古老胡同从公元两千年起，以一年六百条的速度被拆除，成百上千栋历史建筑被铲平，所有的马路都在拓宽中，没有任何人能阻挡推土机的急速进度，甚至没有讨论的余地。交通至上思维，像“酷斯拉”怪物一样横扫北京。

　 发展思维垄断，在很多政府机器里，已经不是一个齿轮，而成了引擎，整个城市成为发电厂，轰轰作响，只不知奔向哪里。1949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眺望北京城，看着老城一片青瓦绵绵、深巷郁郁，说，这个城，应该变成工业城！变魔术一样，一万四千根烟囱就插进了宁静美丽的古都。为了2008年的奥运，以发展为核心思维、单向逻辑的奥运，发展调动了政府机器中所有的轮子，为一个单一目标全速运转，整个政府机器成为一种单一功能的推土机。文化所赖以生存的价值：历史情感、共同记忆、公民参与、城市美学，以及文化所赖以绵延的手段：人文的细致、哲学的深思、文明世界人与人之间不能或缺的婉转和体贴，全都像隆隆割草机斩断卷起的草根，尘飞烟灭。

　 当发展凌驾于所有其他价值时，那种力量就像一只从实验室中逃走的怪兽，畸形地不断壮大。可是，很多人会非常不安，因为他们知道，有一天，怪兽可能倒过来吞噬自己的身体，自然的韵律可能反扑，以一种超过怪兽的力道。

　 所以文化政策是什么？它就是一套整合的机制，以文化为核心思维，以这个思维去检验政府这个机器，检验它本身的结构是否符合文化的发展所需，检验其他的齿轮是否配合文化的发展，检验机器运转的方向是不是一个文化所能认可的方向。

　 文化可以立国

　 这样定义下的文化政策，就有两种必要的作为。一是减，一是加。

　 减，是设法去除“弊”，关掉有碍文化发展的齿轮。譬如把所有“禁止”街头艺人在公共空间表演的规定取消。譬如与交通部门格斗，让一株老树存活下来，少拓宽一条不必要拓宽的路。譬如与工程单位对抗，让某一栋作家故居保留下来，少盖一栋酒店大楼。譬如与公园处协商，让公园多留一点自然的草地，少建一点水泥硬地面。譬如与教育局沟通，减少学生上课时数，让孩子们到音乐厅、博物馆、老城区里接受一点美学的熏陶、培养一点历史的情愫。

　 加，是设法去兴利。英国政府规定彩票收入的28％必须用在文化上，许多博物馆就得以生存，年轻创业的艺术家也得到补助。瑞典立法严格保障知识产权，作曲家因而能够专心创作；规定图书馆中每一本书的借出，书的作者都要得到一定百分比的报酬，作家因而能够有尊严地生活。德国政府高额补贴剧院的开支，使得低收入的国民也买得起票、看得起戏，国民的艺术教养因此得以提升。纽约政府通过补贴，让18岁以下的人可以低价看演出，因而培养了年轻人的艺术修养。伦敦采取博物馆参观免门票措施，欣赏者的数字因而激增。

　 在台北市推出了“树木保护自治条例”之后，房地产的开发商就不再能轻易地砍除百年老树。把民间成立基金会的门槛降低之后，推动文化的民间基金会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倍增。制定了公共艺术的法规之后──譬如说，所有公共工程款的百分之一必须用在公共艺术上，公共建筑就有了艺术的品位，公共空间不再随意地被难看的东西填满。设置了新人创作奖金，艺术和文学的创作者就得到了鼓励。改变税法容许企业对文化的捐赠抵税，企业对文化的捐赠马上增加，美术馆、博物馆就多了起来。

　 近年来，以文化政策为手段促进国力最戏剧化的例子，当然是韩国。受到1997年的经济冲击，韩国从1998年起提出“文化立国”的施政战略，把文化产业列为发展国家经济的龙头产业。1997年制定了《创新企业培育特别法》，针对数字内容产业予以激励。接下来出炉了《文化产业发展五年计划》、《文化产业前景二十一》、《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文化产业促进法》等等；又成立了文化产业振兴院、文化产业局、文化产业基金……在短短几年内，韩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五大文化产业大国。

　 所以，文化需不需要政策？要回答这个问题，好多镜头闪过脑海。

　 我记得，坐在议会闭门的预算审查会议里，反对党提出要删除我所列出的“台北国际诗歌节”的预算。我先解释台北市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诗歌节来深耕文学。面对全球，看见反对党的代表面无表情，不为所动。唇舌都焦了。最后，我说：“你们要删这笔预算，得准备踩着我的尸体过去。”议员立即暴跳如雷。

　 我记得，为了通过《树木保护自治条例》来保护台北城内的树木，我如何训练公务员去低声下气地和府内每一个工程单位协调，如何派出我的“美女部队”──文化局的女性官员，去议会进行地毯式的游说。

　 我记得，为了保住一片即将被拆除的老旧社区，用历史记忆和人文价值的观点试图去和工程单位的首长沟通。我记得，在一切努力都被推翻的时候，我如何与长官翻脸。

　 我记得，在市长亲自主持的闭门会议上，我曾经如何与警察局长观点对立，认为警察荷枪实弹逮捕在酒吧里跳舞的青少年并且容许电视摄影机随行随拍，是违反人权的野蛮政府作为。我记得，在私下和公开的场合，我和劳工局长是如何大声反对市长的消除娼妓政策。“我不会留在一个道德保守的、只为中产阶级价值服务的政府里头做官。”我对市长说。

　 政府只是泥土

　 怎么可能不需要文化政策呢？如果没有，政府那个不能被我们信任的大机器里，就缺了为文化把关、为文化发声、坚持文化价值的齿轮。当文化愿景和政策被白纸黑字写进了政府的施政纲领的时候，当文化政策的执行会在选举中被选民和媒体拿出来用放大镜检验的时候，当文化部在政府组织里有一定地位的时候，文化所需要的“地盘”──包括它的预算，它的独立的性格，它的不容侵犯的自由，才开始有了保障。

　 在独裁体制里，任何政策可能都是假的，只有独裁者的个人意志是真的。但是，我们在谈的是文明社会，或者说，我们在谈的是任何一个向往文明的社会。在向往文明的社会里，文化政策应该是文明的捍卫者，文明指针的建立者。当国家领袖指着古城下令它变成工业中心的时候，他的文化部长应该大声说，对不起，根据本城《文化资产保存法》的规定，它不可以成为工业城。当交通部长主张城墙要拆的时候，文化部长可能全力抵制。当安全部门以国家安全为由要禁某一本书或者警察单位以保护“善良风俗”为名要取缔一场展览或者一个市长要把历史街区交给地产商开发的时候，文化部长可以把厚厚的文化法规拿在手上，说，不可以。

　 他可以随时拍案而起，掷下帽子辞职。

　 文化政策重要，是因为它不只要求政府在文化的领域里必须做些什么，它更规范了在文化的领域里政府不可以做什么。如果没有政策，没有法制，那么自由、文化所呼吸的自由，是没有保障的。

　 文化政策，就是一个机制把种种彼此矛盾甚至彼此抵消的力道爬梳清楚，对照愿景和目标，画出一条清晰可循的路来。在一个开放社会里，它不是从上而下的监督、管理，更不是权力的干预、操纵或控制，而是一套机制，有效地透过整合来创造文化发展的最佳条件与环境，也就是说，文化政策的目的在创造文化发展的基础建设（infrastructure）。它绝对不是，而且不可以是，一套“最高指导原则”，它只是一畦丰润的有机土壤，让人民的创意和想像力能够在土壤上着床，发芽，绽开自由的万种新苗。

　 政府永远不能忘记自己是泥土，只是让人踩的泥土，民间才是花朵。土是为了花而存在，本末不可倒置。

　 谁的文化政策？

　 文化政策是一套聪明的办法去实践一个社会的文化愿景，但是，文化愿景怎么来？你说古迹保存重要，我说开发至上。你说少数族群、低收入人民的文化权必须受到重视，我说中产阶级大多数人的利益第一。你说国际水准的歌剧应该大量引入，我说本土的式微传统艺术才是我们最该花钱的地方。你说前卫艺术值得支持，我说前卫艺术是骗人的，小学艺术教育才是重点。

　 谈愿景，穷人还是富人的愿景？既得利益者还是边缘者的愿景？统治者还是反抗者的愿景？都会精英还是农村草根的愿景？这些愿景可能南辕北辙，毫无交集。谁说了算数？总统？文化部长？学术精英？还是公民投票？

　 文化政策的体现，在于资源的分配。受到重视的项目，就会得到资源，迅速发展。那长期得不到资源的，可能就慢慢萎缩，凋零。问文化愿景，其实就是在问，资源放在哪里。一块饼，怎么分，有什么原则可以依循？

　 愿景怎么界定牵涉到三个层面。首先需要科学的调查研究。任何一个文化政策的制定，首先要做一项“看不见的工程”，就是做基础调查：文学、视觉艺术、影音艺术、表演艺术等等不同的领域里，有多少创作人口、多少欣赏人口；软件与硬件，供与求的关系如何。在文化产业方面，出版、电影、流行音乐、广告设计、画廊、计算机游戏、观光旅游等等，产值的曲线如何，发展的趋势如何。市民的文化消费行为是什么：多少人一个月看几场戏、买几本书、听几次音乐会；什么形态的音乐会有多少人在欣赏？多少人渴望看《歌剧魅影》音乐剧，多少人期待看《梁山伯与祝英台》？多少文化设施照顾到儿童的需要，多少又服务了社区中的高龄人口？

　 这些基础调查做过之后，社会的文化体质才会像X光下的骨胳一样清楚呈现：资源得到太多的是些什么，长久受到漠视的是些什么，最有潜力发展的又是些什么。历史学家黄仁宇曾经用缺乏数字管理的能力来解释中国在明朝以后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数字管理在文化的领域里和任何其他领域里一样关键。没有科学的基础调查，所谓愿景的制定犹如瞎子摸象，可能离社会的真实需要非常遥远。我在大陆的很多城市看到巨大宏伟的博物馆──那是人民的文化愿景吗？博物馆巨大而空旷，里头的文物少得可怜，里头的访客更少得凄凉。博物馆之巨大宏伟，与城市人口不成比例，与当地居民的教育水准和消费能力，更不成比例。谁，用了人民的钱，去建了那样伟大而荒唐的文化设施？在决定兴建之前，他做过多少科学的调查、数据的整理？

　 第二个层面是，专家的意见必须渗透界定愿景、资源分配的决策过程。城市的规划，历史建筑的保存，文化产业的发展，艺术教育的落实，创作者的培育与奖励，表演团体的扶植，艺文补助机制的建立等等，没有一件不是高度复杂的专业学问。文化决策者必须让学者专家的知识进入到行政体系内部来，作为决策的基础。

　 瑞典斯德哥尔摩市的人口只有100万，却有八个专业级的儿童剧场，代表该城对儿童美育极为重视。英国伦敦花很大笔的预算重点补助25岁以下的创作者，美国纽约强力补助青少年买票看戏听音乐，韩国汉城则选择补助电子游戏的研究发展。为什么？每一个城市都在设法维持自己人民的创意水准，因为人民的创意水准就是国力的依据。而如何看准自己的优势和弱点，如何发挥优势，专家的知识研判不可或缺。在台北市文化局的三年半中，我大概亲自主持过上千次的咨询会议，还不算下属各层级官员各自召开的顾问会议。因此当一项政策推出时，它其实幕后经过几十次的专家咨商，有些重大法案，还经过上百次的聆听。因此每一项决策其实都已经融入了各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意见，推出时就已经是一个共识的产物。愿景，就通过这不断的磨合、不断的沟通而产生。

　 我也目睹某些城市组成无数的专家委员会，然而委员会真正的功能，只是政府的橡皮图章，为官员背书。在这些城市里，文化愿景往往只是技术官僚闭门造车自以为是的想像图。民间的专家学者空自拥有知识，但知识对政府决策不发生一点影响。知识界和政府之间因为没有深度的沟通、辩论和对话，社会也是割裂的，共识不容易出现。而当官员的想像蓝图是错误的时候，他的“政绩”就是人民的灾难。

　 第三个层面，或许最重要、最基本的一个层面：文化愿景的形成，必须来自人民的社会和政治参与。只有参与，可以凝聚社区意识，可以产生文化认同，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21世纪初此刻的香港。150年来，香港都是一个过渡的地方，人们来这里打拼、挣钱，但是既不付出真情，也不投入承担。欢乐和悲伤，婚礼和祖坟，系在东方的原乡。儿女的未来，托付给西方的异乡。香港，是路过，不是承担的地方。

　 一次示威游行，赫然50万人上街。走在街上的人们虽然互不相识，也不需要交谈，但是顿时间发现了彼此对这个社会的期待和责任，也意外地发现了一直隐晦不明的集体焦虑和渴望。西九龙计划引发社会的反弹和争吵，表面上看起来闹哄哄，事实上，争吵史无前例地团结了文化界，而在不断地争吵和辩论中，香港的未来轮廓却一点一滴地变得清晰，人们在争吵的过程里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也更明确地看见了共同的“愿景”。

　 这样的共同愿景，就是文化政策的基础。

　 盲目建设，不如没有建设

　 如果有一套文化政策，但是它既没有任何科学的调查研究作为基础，又没有广泛而深入的专家知识渗透决策，更缺少人民的参与和社会共识，会怎么样？

　 倒抽一口冷气，我只能说，那就等候灾难降临吧。

　 我们担心政府对文化无知或者完全漠视，但是另一个极端──政府很可能对文化有一种错误的认知而集权集钱用力地去做所谓“文化建设”，后果同样可怕。如果没有科学、知识、共识作为文化政策的三个基础，文化建设很可能是一场打着文化旗帜而进行文化戕害的大破坏。地方政府的首长很可能大兴土木，用纳税人的辛苦钱建起华丽的音乐厅，而事实上根本没有足够的欣赏人口，他也没有计划去培养欣赏人口。工程风光剪彩，首长升官走人，音乐厅就开始长草，养蚊子。

　 一个100万人口的城市，可能出现一座适合1000万人口的超级巨大美术馆，开馆之后，像皇陵一样空荡安静，既无能力购买藏品，也无能力管理经营。既不懂得如何吸引游客，更没概念怎么提升市民的美学素养。雨水，渐渐渗进来，墙壁开始发霉。

　 一个历史古镇，可能由旅游局主导，大事开发，填土、造景、设缆车、建旅馆、砌桥铺路开餐厅，而文化的质感和历史的内涵彻底牺牲，一直到古迹古镇完全“死亡”为止。杀鸡取卵的方式，文化成为无知无识的官员的祭品。

　 以推动观光文化为借口，兴建一个又一个国际机场，而当地可能没有任何文化资源吸引观光客。机场建好了，就变成最好的放风筝的广场。杂草很快地占据了机坪。

　 政府更可能以国家形象为口号，争取国际知名建筑师来设计各式各样的地标建筑，或者利诱国际美术馆来本地开美术馆连锁店，看起来轰轰烈烈。但是，建筑师竞相献技，张牙舞爪尽情表达个人性格，他的建筑如何尊重本地人的历史情感？如何与这个城市的人文肌理和谐共处？抱歉，那不是他考虑的问题。高价的建筑，华丽的美术馆，都是看得见的政绩，但是你问那主事者：你究竟如何让建筑美学在本土生根，如何深化艺术教育，如何培养出将来的本国的艺术大师？计划拿出来！

　 不知道。没人谈。

　 体育馆、音乐厅、大剧院、美术馆这些看得见的工程，近十年来成为亚洲城市彼此竞争的项目。上海的世博规划、北京的奥运计划、香港的西九龙正在进行；新加坡完成了滨海艺术中心紧接着筹划美术馆；台湾在规划流行音乐中心。有建筑魅力的大型文化设施成为21世纪城市认为最能为自己的身份赢得地位的投资，而西方的艺术掮客，譬如古根海姆，就来到亚洲到处兜售自己的连锁店招牌。

　 可是，建一栋艺术中心和建一座污水处理厂或是一个百货大楼毕竟是不一样的。任何一件文化工程的背面都牵动着一个城市灵魂深处的东西———它的历史情感、文化认同，以及人民对未来的共同梦想，愿景。任何国际知名、高价高贵的硬件建筑也无法取代静水流深的人才培育和国民美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是，当我们把资源全付给了表面的夸张，我们还剩下什么给那深层的，真实的，民族所真正需要的文化建设呢？

　 文化建设当作升官成本，文化设施看作水泥施作，人的情感，就埋在那水泥之下了。没错，盲目建设，不如没有建设。

　 未被“奴役过”的文化

　 在韩国文化产品堂堂进入全球市场，一片红火的时候，我发现解释文化政策的必要性不再那么困难──你看，他们是因为有了配套的文化产业政策，才会那么成功。很可能，其他政府会急起直追：各行各色的文化奖励条例和产业扶植计划会出笼。文化，被理解为“产业”，也马上要被当作“产品”来被政府“刺激生产”，做“国际行销”。文化产业可能比大楼大厦的单纯硬件要进步一点，但是，把文化简化为“产业”和“产品”，理解为“商品”──它的前途又如何呢？

　 很少人会注意到，韩国眼前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他们制定了多少条的文化产业条例，而是另一个更关键的东西。韩国旅游发展局的局长在接受《亚洲周刊》访问的时候，这样解释韩国现象：“文化产业有它的特殊性，不能按照人们认定的政策方向去发展。韩国依靠人的智能、创意和努力，在文化内容上增加新的因素。上世纪60年代韩国实现民主化的同时，也实现了工业化之后的文化产业化。民主化排除了对创作题材的制约，让文化人放手去写作、拍摄，产业化也确保了文化资本和人力，这样韩国的文化产业才能阔步发展。”

　 这是一个有头脑的文化官员。韩国文化产业的成功的第一个因素，不是文化政策的技术操作，不是“产业化”，而是“民主化”。因为民主，因为政治的松绑，人民的创意得以抒发释放，想像力不再有禁区和警戒围篱，文化内容上不断出现新意，因此才有文化产业可言。换句话说，没有民主化的前提，没有人民的创意，任何伟大的产业计划，任何精明的行销操作，也救不了的。

　 中国著名演员张国立要求限制韩剧在中国的播放，理由是，“中国在历史上曾被入侵过，但文化上却从未被奴役过，如果我们的电视台、我们的媒体，整天只知道播放韩剧，这跟汉奸有什么区别？”他的焦急可以理解，这种为自己文化受到威胁而发的焦急，法国人特别强；但是，问题的症结，可能不在韩剧吧。

　 我们的文化“从未被奴役过”？是吗？那么，没被“奴役过”的文化，就拿出13亿人的创意来和别人比吧。

       成都的三八节有雨，没有出门。没有坚持早起，纵容自己睡到10点，中间醒很多次，就是不起，找借口说这个星期太累了。其实睡懒觉并不能够让人变得神清气爽，反而有害。饮鸩止渴的事天天上演。

       把“堆积如山”的学生作业批阅好，给出大四学生毕业论文的指导意见，已经是下午了。一个人在家，也就不想买菜做饭的事，啃一个胡萝卜，胡乱吃些东西，肚子不饿就好了。

     天气不好，就没有象上周那样坐在窗前喝茶晒太阳，何况爱好喝茶的先生不在家。

     搜索歌曲《跪羊图》，找到一些很好的博客和图片，这些音乐、博文和图片成为周末下午的客人，心里很是熨帖。想要和朋友们分享。

送给处于焦虑中的朋友。

歌曲跪羊图FLASH视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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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市场黑幕：他们就像待割的韭菜

2008年02月26日 来源：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考研辅导市场逐年萎缩

    辅导机构面临“僧多粥少”

    2008年的考研分数还没有公布，2009年考研培训的宣传海报已经贴到各个高校。在各类海报中，“绝对全国第一”、“各项指标连续十年榜首”、“2008年考研英语大小作文全部命中”、“政治大题全部命中”、“2008考研数学重要知识点100％全部覆盖”等以大号字体突出的宣传，吸引着有考研计划的人们。

    “这些宣传早在研究生考试还在进行的时候就开始了，现在考研辅导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文登学校创办者，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陈文灯认为，现在考研辅导市场竞争激烈的原因是本科生对于是否考研已经不再盲目，不再把考取研究生作为增加就业砝码的渠道，而是通过对时间、成本进行综合考虑再做决定；另外，一些知名高校保研人数逐年递增，加上近几年本科毕业生出国留学的人数逐年增加，都造成了参加考研辅导班的学生逐步减少，辅导机构的竞争程度由此更加激烈。

    但是考研辅导机构不正当的竞争方式，让陈文灯这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参与考研辅导，并且被誉为数学考研辅导权威的教授忧心忡忡：“为了拉生源，为了赚钱，什么不正当的手段都用，让辅导班的名誉都丢没了，重要的是损害了考生的利益。”

    对于考研辅导市场的种种不规范行为，相关主管部门并没有等闲视之，2008年1月,教育部下发1号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考研辅导活动管理的通知》。

    考研辅导市场乱象丛生

    “考研培训就像割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这是一家考研培训机构的负责人对这个行业的总结。正是把一年年不断更新的考研学生看成刚长出来的“韭菜”，许多培训学校才敢在竞争中进行虚假夸大，甚至是不实宣传。

    北京一名刚参加完2008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正在等待分数的大四学生说，自己在报考研辅导班期间确实有点摸不到门，因为每个考研辅导班都恨不得号称自己是全国第一，甚至有的辅导班说自己这几年辅导过的学生100％通过初试。还有的把讲课老师吹得像神仙一样，给人的感觉是听了他们的课，自己肯定能考高分。但事实不是这样，不经过努力，谁也不会考出好成绩。

    另外一名2008年考生对于一些押题、猜题的宣传很反感：“我觉得学习是来不得投机取巧的，好好学习，掌握知识点，抓住规律，这样才能拿到高分。押题、猜题太不靠谱了。”

    为此，陈文灯介绍了教育部《通知》。通知明确指出了近期考研辅导市场的种种乱象：近一段时期，一些社会机构以所谓考研辅导的名义蒙骗学生，获取不正当利益，有的甚至没有办学许可手续，有些所谓的辅导班不择手段，恶性竞争；有些社会辅导活动公然在高校设点招揽生源，有的甚至长期租用高校内部设施；一些高校教职工组织、参与考研辅导活动的现象仍然存在。上述种种现象，不仅危害学生利益，干扰招生工作环境和秩序，也影响高校教育教学秩序，严重者甚至会影响教育公平，亟待加强监管并依法整治。

    据通知要求：坚决清理、取缔在高校内部进行的考研辅导活动，考试大纲编写人员、命题人员不得公开其参与命题、考试工作的身份，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有关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补习和辅导活动。（记者 李新玲 席淑静）

———— 相关报道 ———— ◎ 考研辅导班十大骗人招数 

 来自参考资料：《基础写作》

要创作，第一须观察

观察是作者对事物进行的有计划。目的性很强的感知活动。

     科学观察

     艺术观察

科学观察——要求精确细致的观察

要创作，第一须观察

观察是作者对事物进行的有计划。目的性很强的感知活动。

     科学观察

     艺术观察

科学观察——要求精确细致的观察

n白杨，落叶乔木，产于北方，俗称大叶杨。可生长至一二丈高。叶圆而阔大，边缘有锯齿，面青背白。叶柄长，故易动摇，虽遇微风也萧萧有声。夏季开穗状单性花，深紫色，雌雄异株。白杨多种于马路、公路旁，庭院周围。木质较松软，做建筑房屋材料不如松、榆等木材。

艺术观察——从审美的角度出发

1.超越事物的实用价值，注重事物的形象特征

2.注重将主观感情投射到观察对象中，使观察的结果发生艺术变形，形象更富个性和表现力

范文：白桦《妈妈呀，妈妈》

n青色的微光在东方弥漫开来，银线湖像一个巨大的染坊，晨雾像挂在空中的千条待染的白纱，缓缓地摆动着，开始染上淡青，接着又染上了橙黄，一眨眼，橙黄又变成了浅浅的玫瑰红，再一眨眼，又坠上了无数细碎的金片，太阳君临湖上，变幻着奇异的色彩，雾帐迅速被风卷到远远的天边去了。雪白的天鹅端庄地在水面上滑过，一群长嘴小翠鸟在水波上扇动着透明的翅膀，它们吱吱叫着寻找被浪尖抛出水面的小鱼……

观察的要求

n细致

n捕捉特征

n开放五官

n与情感体验相结合

n与思考相结合

感受能力

n“艺术家是善感的动物”——郁达夫

n作家的能力首先是感受生活和表现生活的能力。

n积累感受

n贾平凹《读书示小妹十八岁生日书》

n舒婷《风暴过去之后》

n视觉：形态、色彩

n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

n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n孤村落日残霞，轻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

听觉——声音的层次、高低、远近、强弱、音色、音质

嗅觉

味觉

触觉

练习 

n以《播音班和导演班》为题，按比较观察的要求写一个片段

n以《一个爱虚荣的人》为题，按表里观察的要求写一个片段

n从《在海边》、《在河边》、《草地上》、《晨雾》、《走进菜市场》等中任选一个，开放五官，写一个包含五种感官形象的片段

         星期三还不觉得校园里的红梅花开了，星期五却发现她们已经开得妩媚。昨天晚上散步隐约看到小灌木的枯枝上打着“叶骨朵”，今天下午踏着阳光回来时，“叶骨朵”们长大好些了。一环路的贴梗海棠也零星开起来。我们似乎可以唱“春天来了，春天来了”。

《莫以媒体关注度论英雄》

（杨学武）（《南方周末》2003.3.27 A11版）

著名相声大师马三立和著名科学家袁家骝，近日去世了。 由于他们生前是“泰斗”，死后是“泰山”，当然要受到媒体的关注。 有一个经常写杂文的先生，对“媒体的关注程度”惊奇不已，撰文声称“两人都是德高望重泰斗级的名人，年龄也都差不多，一个90岁，另一个91岁。可是两人身后的哀荣却大不同，媒体的关注程度大有差异，一个铺天盖地，一个寥寥数语”。对于媒体为何如此“厚此薄彼，重此轻彼”，这位先生感到“很是耐人寻味”。  虽然他也认为“自古圣贤多寂寞”，科学家永远比不上艺术家的知名度，而且也能“允许和理解普通老百姓对袁家骝、杨振宁们的无知和漠视”，但他不能原谅的是“负有教化和引导责任的媒体，则不应这样无知和漠视”。

    对于这位“高产杂文家”拿媒体对马和袁低“关注程度”来说事，我不能苟同。马和袁固然都是著名的精英人物，但他们并不一定都能成为媒体关注的新闻人物。而且即使按该先生的说法，马只是“国内著名”人物，对中国的贡献和影响只是“给老百姓带来笑声”，袁却是“世界著名”人物，对中国的贡献和影响却是“给科学注入活力”，但媒体对他们怎样关注，应由媒体根据新闻自身的需要来选择，而不应由他们的名头、贡献和影响来决定。媒体之所以对马的关注那么“热”，并不完全是因为他的名头、贡献和影响大，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所从事的行业以及他对社会的贡献和影响，是与大众密切相关的，是大众喜闻乐见的；而媒体之所以对袁的关注那么“冷”，是因为他所从事的行业以及他对社会的贡献和影响，虽然事关国家的科学进步和国防强盛，但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似乎没有多大联系。如果有人问老百姓“是喜欢相声还是喜吹同步辐射器和正负电子对撞机？”他们一定会异口同声地回答是相声。因此可以说，媒体在对马和袁的关注上表现出一“热”一“冷”，既符合新闻的客观规律，又适应大众的实际需要。那么，究竟是媒体“无知和漠视”，还是该先生“无知和漠视”呢?

 在经济待遇上，“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确是不正常的现象(但也不应排除人家的“茶叶蛋连销店”开得红火，比造导弹的赚得多)。但在媒体的报道上，要让“卖茶叶蛋的”不如“造导弹的”，似乎也没有必要。不仅媒体没有必要，就连“造导弹的”也自认为没有必要。许多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都不愿意充当新闻人物，对媒体的过分关注不仅不喜吹，反而很反感。在文学界堪称“泰斗”的钱锺书，生前拒绝媒体的采访已达到近乎“无情”的地步。真正搞科研、做学问的人，哪有心思和时间与媒体套近乎？如今某著名作家经常在媒体上当“明星”，不是已经引起许多读者和观众的反感和批评么？我相信如果袁家骝地下有知，他决不会因为自己“人走茶凉”而“死不瞑目”。

喜欢以媒体关注度论英雄，当然不止这位先生。曾几何时，许多人把媒体当作“英雄用武之地”，凡是受到媒体极力追捧的新闻人物，似乎都可以成为红得发紫的英雄人物。于是，有些人不专心致志地做事，而是千方百计地在媒体上抛头露面，展示自己的“光辉形象”，吹嘘自己的“丰功伟绩”。然而，如此以新闻而成就的英雄人物，总是“各领风骚没几年”，有的甚至成了“捧得越高，跌得越重”的悲剧人物。有道是“成也新闻，败也新闻”，真正的有识之士，千万莫以媒体关注度论英雄。

    “复合型人才越多，我们越需要管理者、作家、教师、电影制作人、记者和编辑，他们都是很好的讲述者，能够把复杂的事情用简单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是《世界是平的》作者，曾在《纽约时报。工作，获得过三次普利策奖的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书中谈到的。

        我们如何来理解讲述者的工作？把复杂的事情用简单的语言表达出来，是一种概括的说法，具体包括内容很多。比如服务呼叫中心的工作，银行向客户理解新推出的业务，厂商解释说明新产品的使用方法。在商业社会中，我们越来越多的接触到这样的讲述者，例如我春节前接到一个中英人寿打来的销售保险产品的电话，对方语速偏快，象背书一样把她必须要告诉我的事情说了一遍，听起来雾蒙蒙一片，我听了许久才明白那是一个什么样产品。

        成为优秀的讲述者不是说在最短时间内把事情说完，而是在最短时间内引起对方的兴趣，愿意听你要说的事情。然后才是用容易被听众、读者理解的方式把事情说出来，更为重要的是，当讲述者是服务提供者时，要准确的、完整的把事情讲清。唯有准确才能为我们的听众提供有效的服务。

        成为优秀的讲述者的前提是，作为讲述者的你，必须对你自己讲述的事情有精深的了解，而不是只知道事情的大概。比如一个音响系统工程师在解释什么是杜比音响系统时打过一个比喻，它就象声音的洗衣机，声音通过杜比音响系统播放出来更加的清新悦耳。这是不是用简单的语言表达了一个复杂的事情？

      阅读是帮助我们成为优秀的讲述者的好帮手。阅读教会我们象优秀的作者一样去表达，阅读教会我们象优秀的作者那样去思维，阅读是在积累我们的阅历，训练我们的外界的感知能力。成为好的讲述者，首先要成为好的阅读者，好的倾听者。好的标准在于，饶有兴趣外加勤于思考。

      不过，再优秀的讲述者对严重缺乏热情和耐心的听众或者读者都是无能为力的。而缺乏好奇心、求知欲的人会早早的退出游戏。

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好！再过一个星期你们又要离开温暖的家回到学校继续学习了，愿你们尽快进入学习状态，为自己的2008年增添财富。

        虽然老师还不知道你们长的什么模样，兴趣爱好是什么，但老师猜想你们喜欢与人沟通交流、求知欲强、动手能力也不弱。你们即将开始的这门课程会帮助你们提高这些能力的。

       老师为你们准备了这样一个学习与交流的平台，从你们看到这个博客开始，这个博客就是属于我们大家的了。在接下来的学习中，我们会利用这个平台来讨论学习上、生活中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展示自己的作品。老师也会配合每一次的讲课，把相关资料放在这里。

       既然我们生活在网络时代，并且要在这个时代创造属于自己的事业。那就让我们从学生时代开始，使用新技术带给我们的便利工具——互联网，在这个开放、共享的时代里保持领先。

      也许你们中的一些人还不太明白老师说的是什么意思，也许老师也无法向你们解释得很清楚。这没有关系，因为到学期末的时候你们就会明白这是什么了。

       有这样两本书是值得我们认真阅读的：《世界是平的》和《维基经济学》。如果你们读过这两本书中的任意一本，你们就会明白老师的用意了。

       写作是我们用来整理思绪，表达思想的理想工具，做播客、写博客，从口语到文字，配合多媒体的表达会让我们的表现力大大提高，拥有卓越的沟通能力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这对于即将进入传媒业工作的你们而言尤其重要。这对于你们的老师而言与你们共同学习、共同进步也非常重要。

        最后，预祝我们的学习交流平台——

        开创大学学习新局面！

       今天收到学生发来的邮件，信中流露了对自己大学生活的不满，还有就是感谢我这一学期以来为他们做的事情。给她回了信，标题就叫“新年寄语”，年底了，许多人家开始晒香肠，过节的味道淡淡地在酝酿。

       也许这封信对正在阅读的您也有作用，因此我就把我的回信贴在下面了。

        你好。看到你的信，就想起你上课时聚精会神，亮亮的大眼睛，聪明好学的模样来。

        所以我相信你给我写的不会是最后一封信，我们也不是到了分别的时候。因为我想不间断地收到你们的消息，知道你们过得怎么样。我几乎帮不上你们什么实质性的事情，但我还是想把这份温暖传递到你们的心田。遇到困难的时候来向我倾诉，甚至抱着我哭一场都是可以的。

        就自己的求学、工作以及婚恋经历来说，并不十分顺利。所以我多少能体会你们现在复杂、迷茫的心境。我们对自己的期望很多，里面包含了父母对我们的付出、包含了自己对生活状态的预想，还有些萌动的情愫在当中缠绕。我们对环境的感知偶尔甚至时常出错，因此有了挫败感；我们还常常自怨自艾没有别人出色……

        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很多啊！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一句话叫做“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还有一句话叫做“有求必苦”。所以我们偶尔会发出：“活着真难”的感叹。

       才大三，刚刚进入大学生的角色，担心什么醒悟晚了呀！你们周围的人几乎都早熟，而早熟结出来的果子，大多没有当季的果子长得饱满、甜美。在二十几岁就能活明白的人少之又少，所以古人说“三十而立”，才二十岁的你着急什么呀！不要因为处在一个有点错位的参照系里面就把自己的坐标也弄错了，正确的人生参照系应该到历史中去寻找！而历史的长河绵延数千年，十年、百年只是这个庞大的历史数据库中微小的一部分。这个道理，当下人能了解的不多。

        至少在下学期不要去找实习，最好大四上学期也不必要去实习，用大四下学期去实习、找工作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大四找工作是大学四年的必修课之一，缺失了不应该，但是不必早早地去实习、去工作。

        眼下你应当做的是清理头绪，看看自己的优点是什么，擅长什么，缺点又是什么。之后给自己列一份清单，把下一步要做的事情写上去。有经验的人们告诉我们，其实只需要48小时我们就可以自学一门课或一个技术。但是真正花了48小时去学习的人不多。

        2008年只有不到20天就来到了，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很小的礼物，打算在你们考完我们这门课的时候送给你们，想表达的是我对大家最简单的祝愿，在新的一年里，辛勤耕耘，收获的将是幸福、甜蜜。

        祝

健康、快乐！

    昨天和母亲去文殊院参访。

    11年前和闺中密友第一次去的时候，文殊院给我的印象有点像博物馆，展出了许多佛教书法，香火氤氲。两个对佛教很陌生，但态度还算恭敬的女学生在当中看了又看，就是看不懂。当时的碑林还都是真迹，可惜碑上刻的字很少有我们能全都认识的。中午两人在院内的素食餐厅吃饭，第一次吃到用豆腐烧的回锅肉，味道很不错，价钱也是我们能承受的。

        过了好几年，又去文殊院，朋友买了三柱巨大的香，我只是肃穆的在各个殿前站站看看，没有说话。这是春天的下午，后院摆满了茶桌，成都人很喜欢来这里喝茶，大多是在打牌。我们要了两杯5元的茶，坐着有一句没一句的说着话。

        今年暑期，一个人去文殊院，在各个名胜门票大涨的背景下，5元的门票容易接受。弥勒佛永远笑脸相待，两侧是供参访者自由取用的香。里面几乎没有香火出售，但有鲜花和莲花灯供应。这一天，人不多，默默地在里面边走边看挂在两旁的醒世之言，很亲切，和中国传统文化同源。后院的茶园有变化，不像以前那么繁荣，移进了一个小园子里，人们只是在喝茶说话或者休息，没有打牌的。正值中午，走到餐厅一看，大异于前，和其他景区的餐馆没有什么差别，中式的建筑，和11年前的那个“食堂”相比亮堂很多。走近看了看正在就餐的客人吃的菜品，也不一样了，更精致。坐在外廊的一位外国客人桌上摆放着三四个盘子，油汪汪的，但看起来味道不错。如果我也一个人点上几个菜不免有些浪费，算了，下次和家人一起来吧。

      昨天正好是阴历的十月三十日，居士们忙碌着为次日的法事做准备。空林佛学院周末开课，居士们诵经的声音远远的就能听到。再看看挂着的那些句子，受教，反省自己这些天来的坏心情，不就是不恕人恕己，有求则苦啊！

       临出门取阅了一本《空林佛学》杂志，文章优美，平易近人。今天又去浏览了网站www.konglin.org，信息量比较大，值得常常去看一下。

      寺院本来就是一个学校，佛法就是在教人们如何做人。我们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本就是真善美，就是博爱、和平。这些人生根本，我还很不懂得。

        周五交了三门课的考试题。学生们已经进入期末状态，有的学生已经买好了回家的机票。开学时要求学生每周写札记，每月写一到两篇读书笔记，到了期末阶段，考虑到他们还有许多课业要应付，上周宣布从下周起不用交札记了，但12月还是要写一篇读书笔记。消息一宣布，教室里听到的是学生们的掌声、欢声，以及长长舒一口气的声音。

        据学生报告，他们对我每周不但要让他们写札记还布置其他的大作业很是抱怨。不过抱怨归抱怨，很少有学生不按时交作业的。每周批改至少90份作业，对于一个大学老师来说，工作量无疑是比较大的。看到学生们一周又一周成长，累一点没关系的。

     今天批阅最后一次札记，看到学生写道：“这次是最后一次写札记了，想起刚开学时，老师以每周一篇札记，每月一篇读书笔记为作业，刚刚开始的时候觉得很新鲜，因为在我的记忆里中只有在小学的时候老师曾经留过类似的作业，那个时候更恐怖的是交日记。在写札记到中途的时候有了一种小抱怨，抱怨作业太多，抱怨写不出新东西。自己便有了一丝侥幸心理，想偷一次懒，可是在第二天上课的时候我发现同学们已经早早的把作业交了上去，突然觉得自己好丢脸。于是，在我第二次交札记的时候偷偷的交上了两份，而且是我认真的，用心的两份札记。渐渐的，一张张札记成了厚厚的“小说”了，哈哈。这本“小说”有我们每个人的故事，每个人的幻想，每个人的回忆。我的札记生活结束了，可是我们的写作生活还没有结束，我们还要用文字来记录我们的人生。……”在札记的最后学生谢谢我愿意分享他们的烦恼和快乐，看到这里，哪个老师不会欣慰一笑呢。

        另一学生在后记中写道：“想到这是这学期最后一篇札记，心里突的空落落的，想说些什么，又不知道从何说起。走了一路，记了一路，无论是言不由衷，还是绞尽脑汁，那些都是我的足迹，深深浅浅，回头望稀稀疏疏。说得自私一些，就是再也没有哪位老师能够象这样，看我写得乱七八糟的东西。亲爱的老师，我只有一颗感激的心，在为您祈祷、祝福。”这个平时弱不禁风的女孩上次课出色的完成了一次大作业，我狠狠地表扬了她一番。

        “转眼间又要期末了，札记已经写的顺手起来，却也要结束了，生活貌似从来都是这样，它会给你一些始料未及的东西让你去尝试，又会在你已经习惯的时候给你一些改变，因为生活从来不可能一成不变……”又一学生表达着对时光的惆怅。

       有一个学生把最后一次札记写成了给我的信：“这是最后一篇札记，以后，我想，很少会有机会与蜀屏老师接触了。她天真直率的性格让我感受到另一种气息，她简单的快乐，让我懂得人身处乱世仍可是随心而活。她的美好让我钦佩。真心祝福她幸福快乐美满至永久！……”

        从他们大二到大三，我给他们上了两门专业课，我们感情融洽，他们在札记里对我倾诉，有学生说我就象是他们的“知心姐姐”或者“树洞”。他们的成长我看在眼里，喜在心里。这些被父母娇宠得有点过了的孩子现在不但对自己的生活应付自如还懂得了去关心他人，尊重他人，更懂得了如何去学习。

      蔡老师说过做老师是无法致富的，但肩负重任。是啊，我从来不对发财有什么向往，对于老师来说，最好的回报莫过于学生成长。所以，我先生常常说我选对了职业。

 《百家讲坛》让许多高校教师走出校园进入千家万户，最近火的有一位讲礼仪的金教授。刚才在一位博友那里看到一篇关于金教授讲礼仪的议论，让我也很想发言。

我看过金教授的书《礼仪金说》，和他在电视里讲的一模一样（包括举的例子）。可是我从字里行间却感受到他的傲慢。鄙见是：金教授的礼仪出发点不是尊重对方而是凸显自己的品位，让自己办事更顺利，总的来说就是带着功利心在谈礼仪。

如果对至圣先师孔老夫子的教诲有真正的理解的话，我们的礼仪不是做样子的更不是以利己为目的，而是发自内心的尊重他人。

因此看完这本书，我并没有觉得真正受益了，反倒是傲慢心滋长。满眼看到的是别人的“无礼”“没有品位”。

如果朋友们去庐江文化教育中心学习过传统文化，什么是真正的礼仪，我们会得到一个准确的，让我们心悦诚服的答案。文化中心的李越老师讲的礼仪课非常值得去听一下，老师本身就非常有礼仪，让所有人都很欢喜。课后懂得了：礼仪是发自内心的为他人着想，礼仪是“八德”的体现，而“八德”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核心内容。

一谈起中国传统文化，我就很惭愧，懂得太少了，践行的就更少了！

 当我看到学生给我的信以后，我在她的信后面写了回信。然后把手写的信输入电脑里。我意识到不止一个学生有这样的困惑，有必要向所有的学生作出解释。所以第二次上课时，在征得这名学生同意以后，我把我们的书信在课堂上公开了。

下面就是我给学生的回信。

谢谢你给我写了这么一封真诚的信。

你是一个善于发现、善于提问的人，单就这一点很适合做一名职业新闻人。

对于你的困惑，请容许我以“慢速度”逐一解释，感谢你的耐心阅读。

其一，你对老师提倡看养生之类的书不理解，认为与新闻专业学习相悖。

人不单为工作而活着，健康是我们做任何事的前提。新闻从业者中，亚健康、早逝者众，在我身边有不少这样的例子。急功近利的社会在很大成都程度上是由于有这么多急功近利的媒体而更加急功近利，涸泽而渔。连个人生活幸福都达不到，妄谈什么和谐社会？

对新闻的敏感性和对社会的洞察力的养成，首先来自于做一个有温度的人，懂得爱，乐于付出。而这又来自于我们会爱自己。保持健康是我们自爱的具体体现，也是我们爱父母、爱所有爱我们的人的实际行动。培养生活情趣的意义也在于此。

这些与初涉社会的你们需要的养分在何处相悖呢？

其二，你对老师要求大家上课先行礼表示不理解。

殊不知，不肯低头是人与人冲突的根源。行礼的好处在于长养恭敬心，而恭敬心是礼的本质。行礼可降伏内心的傲慢，一旦养成傲慢，成长就停止了。

上课先行礼的用意还在于提醒大家开始上课了，我们要怀着一颗求知的心来听老师讲课，做好功课。并且，尊敬老师，尊敬长辈是做一个上等学子的基本条件啊！

新闻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怎么可以不讲礼呢？

其三，你对老师的“慢速度”忧心忡忡。

我们国家在最近二十几年来的发展速度很快，我们的生活变化也很快，在这种快速发展中，我们遇到的问题同样很多，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并没有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幸福感，反而问题越来越多，这是为什么？难道我们对此不忧心忡忡吗？

快，难免浮躁；放慢脚步，精心构筑人生、品味人生，从容地度过此生，岂不幸福？

转型中的中国新闻业亟需有这样见识的人来推动。

其四，你对老师让大家写《我的父亲母亲》而困惑老师是否将新闻专业误以为中文专业。

凡作文，出于真情实感，谓之上品。新闻报道中最打动我们的是什么？我们要让我们的读者或听众或者观众看见并且在乎我们写的报道，全然出自于我们处处体会到对方的需要并为对方提供这样的需要。

中文系或历史系的学生常常看不起新闻系的学生，除了“文人相轻”外，也有他们的道理。新闻系的学生人文基础不够扎实，容易浮躁，看重表面形式，不知实质等等都是新闻系学生身上存在的问题。

再者，并非中文系的学生才有父母，才应该感恩父母。孝为百善根本，做人做事首先要懂得孝敬父母。在新学期第一堂课上老师让大家听《跪羊图》，写《我的父亲母亲》不单是为了解大家写作水平；不单是为了在第二次课的时候告诉大家写作出好的文章需要发自肺腑；更深的用意在于提醒大家懂得感恩，更要知恩报恩，以此来端正学习态度明确学习目的，从思想上解决一些问题，用功学习便是水到渠成的事。

老师在大学待了十多年，从师长那里，从新闻业界的朋友那里以及自己多年的工作经历当中，深切体会到这些。不希望你们再走我们走过的弯路。

非常感谢你有耐心读完老师的回信。

非常感谢你给老师写信，告诉老师你心中的疑惑，也给了老师这个机会来向你表达心迹。

我们说：人的矛盾来自误解，误解来自不了解，不了解来自于不沟通，把问题往坏处想。

今天我们之间有了第一次沟通，真是太好了，再次谢谢你。

最后祝你学习进步，并请代我问候你的父母亲，培养出这样一位敢于发问的孩子的父母一定也很优秀。向你们学习！

                                                                                                  末学：蜀屏谨书

                                                                                                       2007-9-6

开学第一次课，我让学生用一节课的时间以《我的父亲母亲》为题写篇记叙文。全班51名学生中，50名学生都写的是自己的父母或者爷爷奶奶，但有1名学生给我写了一封信。

下面是学生给我写的信的内容。

首先我要解释为什么不写我的父母亲而是给老师您写一封信，并非我不爱我的爸爸妈妈，而是因为目前对于我来说有点困惑，是关于老师您的。当您出现在讲台后面，一袭白衣、黑长裙，很古典，很庄重，看起来很不错，上课开始，您给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谁也无法说服他人改变。……不错，很有哲理的一句话，接下来困惑来了，您说要我们写札记，月记也没有问题的，学记者的应该多动笔、阅读，但您却提出建议我们多看养生之类的书令我十分困惑，养生自然不错，也是我们每个渴望健康长寿的人所需要的，但问题是出在这是一门新闻写作的课堂，这令我十分困惑，我认为提高我们新闻敏感性以及观察力会比在对于正值青春年少富有激情和热情的我们去研究养生会好得多。又或者潜意识中对于新闻这一行，老师提到的可以在作品中加些刺绣和学习养生心得体会是与初涉社会的我们所需要的养分是相悖的。

我能感受得到老师您身上的知性以及“儒”的优雅气质，但正如您开课给我们的第一句话一样，至少在我们不理解你为何教我们“行礼”的用意，只会让我产生更多的困惑，也许我猜测您是想让我们更懂礼节二字，懂礼貌是应该的，但有一些多此一举的感觉，也许是因为不理解老师的真正用意，老师也没有解释过，包括之前提到的，我能感受到老师似乎在努力的为我们营造一种慢速度的氛围，而在我看来，很多是“闲”，在我们这一专业的学生来说，刚踏入新闻写作的学习，习惯以及对专业的第一感知很重要的部分来自于老师的经验，教育。老师对我们“慢速度”的教育真的会是我们刚起步的小孩受到很大的影响，也许这会为我们今后专业习惯养成的因素之一，我的困惑之三是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相当于是新闻启蒙教育的“慢速度”教育是新闻专业所必须而且很重要，且不会对我们产生负面影响的吗？

老师还让我们安静，放了一首感恩于父母亲的歌曲，然后写一篇记叙文，歌曲很抒情，也很有意境，让我想起了我的父母亲，我也很思念他们。但我同样也很困惑，也许老师是为了练习我们的写作而让我们写这篇作文的吧，摸底嘛，但是我说说我的第一感觉，我们似乎在一个中文系的课堂上，而非新闻写作，感觉整个课堂的氛围与新闻写作不搭调。

总之我十分困惑，也担心新闻写作课会学不好，影响我今后的学习以及出去以后的个人竞争能力低，所以热切希望老师的回答，让我明白老师为什么要制造出那样的氛围，要求我们做那样看似与专业无关的事，我想老师要求我们上课不看课外书籍不做与课堂无关的事，您也应该一样，大家互相平等，平等才能和谐，现在不是提倡社会和谐发展吗？对吧！

                                                                                                                    （2007-9-5）